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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腐败，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腐败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败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腐败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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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
钱德洪为《阳明年谱》作序中，便直言不讳道：‘师既殁，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正如他所言，王阳明的一传子弟便纷纷，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阴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刘君亮、永丰聂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称为王学四门。到了嘉靖末年，后两家渐渐式微，前两家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满了分歧与争执。
其中王畿一生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南都及吴、楚、闽、粤、江、浙，皆有其门下书院，年已八十犹周游不倦，东南士人莫不以其为宗盟，是为浙中学派。这一派将阳明心学演化成了先天之学，将良知看做禅宗顿悟似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体现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该黄老无为，尽量避免扰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欢迎。
同样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将心学的‘心乃本体’，改革为‘身乃本体’。一字之差便把重点从思想转到了行动上。所以它讲究积极入世，强调自我，主张人人平等，肯定人欲、尊重人性……总之怎么与理学礼教对着干就怎么来。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会才开始加速流动，变得光怪陆离。而且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平民百姓，人数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但双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学派任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于救世无补。而极度讲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学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辈出，从王艮到颜均，从李赞到何心隐，都是赤手搏龙蛇之辈，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过于偏激的思想，自然不为统治阶层所喜。其有教无类，又使得门下弟子鱼龙混杂，使社会上层人士难免避而远之。
想要救世，哪一种都靠不住。王学该何去何从，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阳明公的真谛，不少学者开始谨慎地反思、修正王学，直到琼林学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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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修改了一整天，就为了能写得通俗点，希望还能写出一章来。（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最终卷【海雨天风独往来】第九零八章 琼林天下（上）
琼林学派是王学诸门的晚辈，公认其发轫于嘉靖四十五年的北京灵济宫讲学，在那次汇聚天下王门的盛会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台就讲，针对王学诸门轻视修养功夫、崇尚玄虚、不务实学之类的弊病，提出了由虚返实的实心学。
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学说是凭空出现的，实心学的从无到有，同样是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当年琼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东南文社大兴，读书人无不结社的年代，七个来自绍兴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缔结了一个‘琼林社’。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举忠心的组织，但实际上，群策群力，复兴大明。但只要是看过其结社祭词的，就会对这组织有一番全新的认识。其祭词中说：
‘昔关张结义，为救汉室；管鲍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内有奸党横行，外有俺答倭寇，国事如蜩如螗，百姓生灵涂炭，江山风雨飘摇，易鼎之祸只在旦夕。我等书生忧国如焚，恨不能肝脑涂地，还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无关张盖世之勇，无管鲍兴天下之智。方今之计，唯有以吾等之合力，胜关张之勇毅；凭吾等之齐心，得管鲍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结此‘复兴之社’，齐心戮力，兴我大明，济世救民，矢信矢忠，弃个人荣辱，不忘今日之志，造我华夏开来盛世。’
这篇慷慨激昂的祭词，没有随着被付之一炬而消失，而是注入到琼林诸子的血脉中，之后二十五年里始终未曾磨灭，反而历久弥新，坚不可摧，始终警醒着他们，在贪腐苟且成风的嘉靖末年官场上，牢记自己的志向不迷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二十五年始终如一，向着目标坚定的前进。
然而仅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够的，要想让梦想变成现实，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之外，找到正确的方法同样重要。所以在琼林社成立初期，学富五车的年轻人们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找到一条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
沈默得天独厚，自然有一番主张，但他深知人对被灌输的观念，远不如通过思索自己获得的信念珍惜。所以虽然一直主导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思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强忍住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提出问题，让这些当世最优秀的俊彦自己去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便是从思想根源反思政治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分子，也自然不能免俗。而这些年轻人生在王学大兴的年代，又是王阳明的同乡，自然都是心学的信徒。所以他们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活泼生动，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乎是也。’
在此基础上，沈默又将白云先生陈献章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贵疑’思想，介绍给琼林社的同仁们，终于使他们彻底挣脱理学的桎梏，大胆质疑起一切经典，包括心学思想……因为从他们的实际感受来看，接受心学思想的读书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其精神风貌确实表现出，与以程朱理学为敲门砖的道学家们不同的状态。但从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来看，心学对于救治吏治的、加强国家的边防，改善百姓的生活都收效甚微。
琼林诸子们用了大量的时间，重新检讨了心学的经典，对各大学派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