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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林诸子们用了大量的时间，重新检讨了心学的经典，对各大学派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阳明心学，包括其再传的各学派，只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特别是现实政治，而对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否定。但至于如何建设一种可以根除社会弊病的新思想，则没有任何人，提出一种成熟而有系统的看法。正是在这种不满却无望的状态中，王门后学要么走向了空谈玄学，要么言行偏激，不为主流所容。以至于堕落成如今这幅模样……
所以年轻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浙中学派，还是泰州学派，殊途同归，都有逃避现实的思想在里面。这样思想主导，国家和士大夫怎能谈得上锐意进取，如何去解决国家的重重积弊？
那么‘由虚返实’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如何去做呢？琼林社的同仁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苦思与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将实学的思想引入王学，或者说挖掘阳明心学中的实学思想。无论哪种思路，都是一个目的，将心学与实学结合起来，构建起‘实心实学’思想体系，最终将王学由内圣之学转向外王之道，并由此去挑战传统的势力。
这时候，琼林诸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朝廷的官员。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专心构建‘实心学’的思想体系，却被沈默劝阻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思想学术运动，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鑨。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学‘致良知’的根本。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养功夫，只悬空去说本体，或认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这即否定了本体有一个形成与展开的过程，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玄荡之弊由此而生焉。
而实心学正是在肯定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了践履功夫的重要性，认为不可脱离功夫抽象地谈本体，本体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只可由功夫而悟本体，无功夫则无本体。这便是其‘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宗旨由来。
最后，实心学所指的践履功夫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亦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经世，其本义是治理世事。它要求人们除了做身心修养之外，还要经邦治国、建功立业。阳明倡导‘致良知’之学，却并不排斥事功，且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伟业，他将心性与事功统一起来。但其后学却逐渐偏向于讲学论道，非但无缘建立像阳明那样的奇功，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也关注不够，使得儒学救世观念逐渐丧失，如果不加修正，必然导致亡国之祸。
实心学提倡个人道德与建功立业同样重要，并将其视为对阳明真谛的回归，把‘知行合一’解释为向内心求索与社会实践是互为表里的统一整体。故而主张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明体达用’，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在于空谈心性。而且将经济、兵、农等‘经济实学’，提高到事关国计民生的经世要务的高度，要求学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力求把握‘经世之大略’。
要想建立事功，就必须以心学为心，以经济实学为体。心强而体弱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纸上谈兵，害国害己。心弱而体强则会失去约束，放纵，最终还是会害国害己。故而两者不能偏废。
当世最顶尖的智慧，与沈默五百年的见识碰撞融合，十年磨剑，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实心学理论，在灵济宫一鸣惊人后，以更加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世四大主流学说，竟然无一对此新生的学说进行批判，更无诋毁之言。因为这一学说的妙处，就在于博采众家之长，哪家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虽然被心学压得不见天日，理学依然是官学，科举考的是朱子之学。所以理学家的态度，就是官方对实心学的态度。在理学家看来，在这个心学魍魉横行，乌烟瘴气的世道，实心学是对理学的回归，故而乐见其发展壮大。
作为王学盟主的泰州学派看来，实心学与本门相近，又有许多改进，故而十分支持它的发展，并积极从中吸取能量，修正自身的不足。
而被触动最大的浙中学派，也因为琼林七子是自己人，而捏着鼻子认了。当然，这与他们恬退消极的风格密不可分。
至于实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虽然信奉的人没有那么多，但都是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朝中干臣。在他们看来，实心学就是披了心学外衣的实学，是治疗心学虚妄消极之风的良药，故而不仅不反对，反而大力支持。
所以实心学从诞生起，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成为当世一大学派，即琼林学派。而且大有吸收融合其它学派的趋势。
分割…
长舒一口气，终于熬过去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最终卷【海雨天风独往来】第九零八章 琼林天下（中）
之所以会有这种罕见的趋势，是因为琼林学派在塑造实心学时，并没有持文人常有的门户之见，而是积极的博采众家之长。因为出现最晚，它几乎吸取了各家所长，来完善自身的学说。它将实学思想融入到了心学中，形成一门‘实心并重’之学。它向泰州学派学习，用人的自然本质，去修正王学的‘良知’，主张良知的主要内涵是个体人格的平等、尊严和独立，充分肯定个人生存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
类似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实心学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圣贤，只要能在自己的范畴做到极致，即可成圣。诸如仓颉造字、伏羲演卦象、神农尝百草，有巢氏发明房屋，乃至蔡伦发明纸张，都使他们名垂千古，为世人称颂，这都是圣贤。
实心学又不是一味的迎合，使自己变成四不像，而是大胆的创新，修正了‘析气与理为二’的儒家世界观，主张‘盈天地皆气’。即气这一物质实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它变动不停，时刻流动。所谓理，乃是万物的阖辟升降、阴阳动静的秩序，是气之流行的条理。理不能离气以为理。人类依据心这一主体，格物穷理，就会自然发现世界真实存在，揭示出世界的本源。
所以它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万物运行有其内在规律，而发现其规律，就是格物，格物便可致知。这似乎是在走程朱的老路，但理学的格物，是类似于禅宗的顿悟式的，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其圣贤之路，虽有起点，却似乎永远看不到终点。更可悲的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要么顿悟成圣，要么彻底失败，皓首穷经，白做无用之功。
而实心学的格物却是渐进似的。认为圣贤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通过后天的主动学习，由小及大，多年积累，才量变产生质变，掌握了‘大道’，成为圣贤。这样的好处是，就算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也可成为完人、贤人，取得大成就，获得大满足。
同时，实心学对如何格物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格物究理，就是要发现隐藏在我们直观可见的世界背后的抽象真理。因此不能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而是必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最终得出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这种本质和规律，就是我们苦求的真理。
至于‘逻辑’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苏州通译局翻译的《逻辑学》一书，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了，而且也可以溯源到先秦时代的墨子。它可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查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其核心在于探究万物相关之原因。
实心学认为，学者之所以辩论不能明是非，分胜负，乃至得出真理，就是因为缺乏逻辑，从而出现种种诡辩混淆视听。只有逻辑才能扫除诡辩的迷雾，纠正悖论的错误，引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