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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沈炼的呼声就很高，当时沈默觉着，老师就是不答应复出，也会跟高兴的，所以乐观其变。同时，那种沈炼‘沽名钓誉、所谋非小’的说法，也就更加有市场了。
虽然绝不是主流，但十分的刺耳，也传到过沈默的耳朵里。按照沈默的人生哲学，不管你干什么，总会有人说怪话的，你若是跳出来争辩，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成了他出名的梯子，所以沈默一直保持沉默，希望时间能带走这些无聊的质疑。
但他终于知道，自己错了，大错特错！他能做到宠辱不惊，云淡风轻，是因为他拥有的太多了——一路走来‘六首状元、天子门生、最年轻的封疆大吏，最年轻的部堂高官’这些耀眼的光环便一路伴随着他，让他根本不用在乎别人的诽谤，更没必要为自己辩护。
但老师不是啊……他几乎已经一无所有，所以无比珍视正直的名声，也就无法忍受别人的质疑，甚至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听到那些质疑他的声音，却看不到更多人是赞许他的——在后面的文字中，沈炼甚至发出‘如果当初死在宣府的刑场上，是不是就不会引来这些质疑？’的哀鸣，可见谣言对其伤害，已经到了销魂刻骨的地步。
一位注定要名垂青史的英雄，临死前却在为自己的名誉苦苦自辩，这既是他自己的悲哀，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沈默知道，只要老师的死讯一传开，一切的质疑和诽谤，都会被哀思缅怀和清一色的赞誉所代替，可为什么一定要人死灯灭以后，所有人才能放下成见、放下心中的阴郁呢？难道不知道，你们现在说什么，逝者都永远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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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老师临终前的委屈，后悔自己对老师的关心，只停留在表面上，从没换位想过，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沈默的泪水便不受控制，擦干了又流下，许久许久才平复下来，继续看下去。
沈炼毕竟是沈炼，纵使有多少不满，有多少牢骚，那也是出自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所以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向沈默描述这些年来，对北疆形势的观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没到北疆之前，我总听说，鞑虏人面兽心，像狼一样凶猛、蜂一样狠毒，残暴缺德，违背了天经地义，像烛火幽灵一样，在北疆之地往来流窜，延绵百年而成我心腹大患。
不止是我，朝廷的士大夫也这样认为，他们相信，蒙古人天生就是我们大明的敌人，假若粮草有积蓄，兵马充足，一定会燃起战火，侵扰边境；即使以谦卑的语言来叩关求通好，贡献礼物请求朝见？也不过是希望得到互市的机会，占大明的便宜。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似乎是绝对正确的。
但我已经在边疆生活了整七年，每天都睁大眼睛，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大明的北疆边患，也算有些发言权了——我想说的是，我的看法改变了。
首先要承认，蒙古人从来不缺勇武，且经过这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早像野草一样地芟延而难以锄尽，像游鱼一样在无边的草原上难以捕捉，哪怕以徐达、常遇春、蓝玉、成祖之能，率领曾经平定天下的强兵劲旅，都不能将其铲除，现在我大明中衰，武将蠢如猪，军队不堪用……我知道朝廷有意将在南方取胜的军队调过来对付蒙古人，但恕我直言，哪怕出二三名将，率数万精锐，可以在战场上击败对方，但绝不可能将其全部消灭，而且我大明边境延绵数千里，蒙古人占尽了机动灵活的先机，而据我所知，南方的将领中，甚至有不会骑马的，所以我要说，依靠武力，是永远无法解决北疆问题的。
但我发现，其实蒙古人也是人，成吉思汗的雄心早已在他们的血脉中消退，也许一些王公贵族还存着妄想，但蒙古百姓早就厌倦了困苦的生活，渴望能安定下来，用他们的出产，换取生活的物资，甚至能像中原人一样，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不是为敌人说好话，因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经过蒙古人这些年的反复掠夺，我们的边疆省份，已经与他们一样赤贫，蒙古人现在的打劫，根本抢不到必须的东西，他们又不敢深入内地，朝廷还关闭了互市，所以他们一直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
再且我要指明的是，现在对北疆破坏最大，让老百姓深受其害的，是大明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蒙古人。那些养兵自重的九边将领，将士兵和百姓视为自家的私产，毫不顾忌的压榨剥削他们。老百姓都说，蒙古人虽然如狼似虎，但一年只来一两次，捱过去还能过一段时间安生日子，但边军整天都在，让他们全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所以老百姓才会不顾生死，逃到板升去。背叛有如山崩地裂，形势危急像堤防断塌——大明的百姓受不了本国的压榨，逃到长城外，请求敌军的保护，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也恰恰证明了，谁才是最大的祸患。
官府军队不思悔改，却将他们定性为‘叛国’，一旦抓住要株连九族，我说这好比外面狼和家里虎，都是要吃人的，老百姓只能选择一个吃得少一点，能让他们活得时间更长的野兽罢了，就算是叛国，那也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值得他们留恋了！
况且他们虽然委屈于虏手，却仍穿着华夏衣冠，婚丧嫁娶，都按华夏的礼节仪式，我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只是形势所迫，逃离了朝廷罢了。我认为，对于这些人，不应该加以迫害，反映该反省自己的错误，采取温和的对策，尤其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才能消除他们心中的怨恨，使百姓不再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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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蒙古牧民，也举家搬迁到板升地区，与‘大明叛民’杂居，相处融融——你师母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亲眼所见，他们一同放牧、一同耕种，说着一样的话、生活习惯也大致相同，很难分出哪是蒙人，哪是汉人了。
所以我现在认为，蒙古人与汉人确实有深仇大恨——他们灭过我们的国家，我们也灭过他们的国家，他们杀了我们很多人，我们也造成了他们无数的寡妇，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能让两族人民休戈偃武，不再打仗，为什么不能先放下仇恨呢？
第十一卷 严东过尽绽春蕾 第七二二章 绝命书 （下）
沈默相信，只有超脱了一般士大夫的功利心，完全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到明、蒙关系，才能跳出‘你死我活’的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以沈炼的看法，朝廷解决边疆问题的重点，在于内外兼修，对内要整顿卫所、铲除毒瘤，提高战斗力，至少能抵挡住蒙古人的进攻；同时为边疆百姓创造宽松的生存条件，对板升叛民也要一视同仁，尤其不要追究连坐，这样才能增加边疆百姓的向心力，使蒙古人失去耳目帮凶，此消彼长，对大明的危害自然降低。
沈炼说，在对内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蒙古人必然会以谦卑的语言来叩关求通好，贡献礼物请求互市，这时候应该要抱有尊重安抚的态度，不要欺辱他们，答应他们互市的要求，接受他们的礼物。如果盲目拒绝、粗鲁对待，只能激化双方的矛盾……一国之主政者，不应该因为无谓的意气之争，而做些有害无益的蠢事。
要知道，我们答应互市的根本目的，不是得到他们的牛马，甚至不是为了消弭战争，而是希望他们能向我们靠拢，与我们书同文、车同轨，尊奉我们的礼乐教化。
如果以礼文仁德招徕他们，赐给他们典籍，那么汉家的礼文仪节、典章制度、政治法规，便可进入从来不曾到达的草原地带，使他们诚心归附。到时候无需百万大军、十万铁骑，他们就会提壶箪浆、以待王师，愿意倒戈投降，这是多少兵马都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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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十分叹服老师的见解，但他已经不是初到贵地、两眼一抹黑，对什么都不太清楚时候了，他现在是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对国政大事有着清醒认识的，还算成熟的政治家了。
所以对任何事情，哪怕是老师的遗书，他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盲目相信。在沈默看来，老师的看法绝对是划时代的，要比那些士大夫盲目的‘汉鞑不两立’人性的多，也实际的多。
但坦白的说，老师的看法还是太主观了——或者说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法解决之前，他的美好愿景就永远无法实现。
虽然有些刺耳，可沈默现在愈发相信……人民意志，这种东西，尽管有时可以翻江倒海、改朝换代，但绝大多数时候，是飘渺无力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其实是由少数人掌握的，这些人的抉择，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方式、前进方向，以及大多数人的福祉命运。
所以沈默的目光不仅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更放在那决定性的少数人身上……
首先看大多数——蒙古人戴着皮帽、穿着皮袍，以毡包马背当作帷床，像风驰乌飞一般，奔驰在长生天之下，草原隔壁之上，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信仰。
设想一下，如果叫他们穿上大红礼服，戴上黑色礼帽，用中原繁琐的礼仪限制他们，教他们如何按礼步趋行，就像给自由的灵魂套上枷锁，必会使很多人饱受桎梏，感到折磨，最终难以接受中原的礼仪。
归根结底，沈默并没有沈炼的那种，对自己文明的由衷自豪感——这不是说沈默对华夏文明没有自豪感，事实上，他对先秦百家、汉唐雄风无比的向往和骄傲。但华夏文明在一个阶段上稳定了太久，到现在无比成熟的同时，又隐隐散发着腐朽的气息。随之而来的，是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和吸引力的降低，沈默不相信仅凭着文明的力量，便可使蒙古人归附。
当然，他也不会妄自菲薄，因为像大明这种极度成熟的文明，向来不会缺少拥冤……他相信只要朝廷对蒙古保持怀柔宽容，会有很多贵族与平民，告别逐水草而居，喝酥油茶、吃奶酪的生活方式，迁居到内地舒适的房屋之中，贵族们会习惯听《雅》、《韶》之乐，老百姓也不愿再回到颠沛流离的游牧中。
但那样的话，便如方才所言，真正可以决定民众命运的上层人士，却会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他们必将在这场变革中，而丧失大部分的权柄与荣耀。于是这些人仍会非常怀恋原先驰射游牧的生活，那才是他们熟悉的，赖以统治子民的方式。
于是倔强暴戾的情绪又会骚动，蒙古王公们纷纷脱下汉服峨冠，挽起长而宽的衣袖，拔出早已不耐烦的刀剑，带着子民重新回到草原上去，过原先的那种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必将矛盾丛生，冲突频发，两族间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旋即毁于一旦，新仇旧恨一起再上，只能恢复到原先的战乱状态。
所以沈默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蒙古统治者的配合和认可，怀柔同化的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想要兵不血刃的彻底解决北疆边患，更是完全不可能。
不过退一步说，沈炼的这个计划，其实有着很好的可行性……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对游牧民族来说，中原文明有着强大的腐蚀性，他们赖以生存的吃苦耐劳和彪悍勇敢，都会在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