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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显眼，而且他的人仍然无一担任巡抚、甚至连布政使都没有，所以并不显山露水。
沈默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知道自己的人普遍资历尚浅，虽然去岁到今年是官员晋升的黄金时机，但拔得太快，无异于揠苗助长，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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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之外，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但问题亦很严重。要说明的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宋朝时期，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但到了本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以供上用赏赐。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因为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但即使这样，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
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而且与人们日常认知相反的，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淅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丰，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趾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治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竟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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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檄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绺伸富商家中。
再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日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异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其余行业也将基本效仿这种官方买办、委托生产的方式，但具体各有不同，不再一一赘述。就连比较特殊的矿山，官府也同样不再直接生产，而是采取特算经营，保护获得持许者排他经营的权利，作为回报，经营者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并如数交纳税银。这在福建试点后，已经被认为是可行的，并在衢州得到实施，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整个东南。
他并不担心这会引来非议，因为嘉靖初年曾下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
这种笼统的诏令，从未彻底贯彻，但足以堵住为反对而反对者的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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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沈默对待官私产业还是小心翼翼的话，那每他在对东南各行业布局上，就是大刀阔斧了，因为朝中大员还意识不到，这项改革将深刻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简单说来，他将东南的数十个主要产业，结合各地区的优势重新布局，口号是，减少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合作共赢。
当然，原本大明就有苏松南京为中心的丝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染、钢铁业；以湖州为中心的生丝产业区，以及景德镇制瓷业、福建造船业、佛山冶铁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专业性的工业城镇。能有人出来重新整合，将其优化组合，是商人们求之不得的，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只有日后才能看出来。
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沈默奏请朝廷，又开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只要向市舶司登记纳税，便可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往来获利了。
越来越多的人，视波涛为阵陌，倚帆墙为秣稆，尤其是徽州、闽粤一带的贫困子弟，纷纷投身于这种危险的营生中，以求过上富裕的生活。大明的海商队伍，已经完全占据了马六甲以东的航线，这当然刺激了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沿海港口附近，都有大型造船场日夜开工，一艘艘技术日益精湛的海船还没下水，便被海商们抢购一空。
但碧波万里的大海上，并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商船，还有多如牛毛的海盗，倭寇的势力在南海仍然不小，佛朗机人和荷兰人的海盗船，更是时常在南洋游戈，企图掠夺大明商船上的财富。
所以没有强大的舰队护航，是万万不行的，目前负责南洋航线的主要是徐海舰队，大明沿海则由王直负责，但这只是权益，他们两人早都厌烦了，沈默更不放心他们。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大明自己的水师上，这件事交由郑若曾在幕后操作，以俞大猷建立的水师为班底，又征募兵士两万，先期计划建造两百艘火力强大、防护完善的战视。加上原有的百余艘老式战舰，便足以打造一支马六甲以东最强的舰队了，但朝廷不可能负担这笔军费。沈默的设计是，沿海各省出一部分，让水师通过护航挣一部分，剩下的干脆自己出……当然是以东南富豪集体捐赠的名义了。
他之所以如此着急的打造舰队，不只是为了护航，还因为据徐海来报，西班牙人登陆吕宋诸岛北部，并在那里建立殖民点。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殖民者，沈默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下一步就该打整个吕宋岛的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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