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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1）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这让舒衡哲感到疑惑：张申府，一个学者模范？“像张申府被塑造成一个爱国同志一样，这个称谓对在王府仓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长谈了5年的我来说，显得有些平淡。我觉得张申府太奇特，不能归入模范学人一类”。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3月的一次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经过一下午的谈话，当舒衡哲离开时，他已经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5年的访谈，舒衡哲感觉自己“进入了张的生命”，这生命“挑战和克服了要它遗忘历史的政治压力”。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2）
然而时间真的不多了。张申府的记性迅速衰退，这让尝试为他记录回忆录的章立凡受困于零散的记忆片断，最终作罢。章立凡因此有些伤感：“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直到晚年，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出狱后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张岱年。后者在文章中写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