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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约瑟夫·门格勒仍然活着，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边界地区。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瓜拉尼腹地的德国侨民区内，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这幢房子，别墅四周有警察和军人巡逻。
“万一警察疏忽，”西蒙·维森塔尔说，“就有四个全副武装、身背收音机和步话机的贴身保镖护卫着门格勒。他们的薪水由门格勒付给。”
这位前奥斯减辛集中营的医生无所惧怕。每年的1 月30 日（纳粹夺取政权纪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门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庆祝。
第三节帝国残照
需要说明的是，脱险的纳粹头目并不都是通过“罗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运气争取活命的。他们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亲朋以避风险。他们之中，有的逃脱了治安部门的追捕，有的则被人告发，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后来或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换姓而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人在最后紧急关头谋求同盟军谈判，以求得到宽恕。的确，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权贵曾试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分别媾和，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鲍曼、戈林、舒伦堡、邓尼茨等人似乎确有过这种打算。他们与希姆莱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位帝国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总监、黑衫队的首领、最可怕的纳粹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过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国不愿意只与他个人进行谈判。但希姆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国崩溃时，他还梦想充当与盟国媾和的谈判代表。
尽管十年来纳粹党一再进行宣传，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相信“财阀政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会一致同意把帝国从世界版图上抹掉。”
该投向哪一边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总司令的瓦尔特·卢德—牛赖特五年后供认，当时已确确实实面临着这一问题。他说：
“提出投向东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何不与过去一刀两断，自动而公开地表示支持建立布尔什维克秩序呢？”
从东方不断传来的消息使这些希望终告破灭。“从那时起，”卢德一牛赖特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当获悉希特勒已死时，海军元帅邓尼茨便与在他身边的约德尔、凯特尔、施维林一克罗西克及几位年轻军官谈起他的处境与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军要求各条战线无条件投降。但邓尼茨试图单独向西方投降。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几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镇（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卫队的党卫军分子决定成立一个具有十条纲领的新国社党。会议是以这样的口结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万岁！”但急剧动荡的局面使这一微弱的念头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成了须臾即散的烟云。
总之，只有极少数国社党和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被盟军“收留”而未被清算过去的罪恶。只有为数极少的“不可触犯者”被西方视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国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苏联竟相争夺德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于是，数十名谍报局、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工作人员加入了盟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将军，十年之后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继而成为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头子。此人便是莱因哈德·盖伦！
这位后来被人们称为“灰色将军”的盖伦，在整个战争期间无疑是最熟悉苏军力量和真实情况的人。他是被美国人视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脑”的唯一德军将领。
盖伦于1902 年4 月3 日出生于埃尔富特，1931 年与海尔塔·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结婚，1920 年加入帝国军队前就读于军事学院。他逐步晋升，德苏条约签订时，他已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部准将。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担任“东方雇佣军”司令时，他才得以大显身手。
“东方雇佣军”是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其总部设在措森（柏林以南）邻近的美巴赫兵营内。它集中了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苏联问题专家，在整整三年中，盖伦把它办成了一个效率惊人的机构。1941 年入侵苏联的作战方案得以实施应归功于该组织。
“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就应归功于盖伦的‘东方雇佣军’、普鲁茨曼的‘狼人组织’和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一天，希特勒曾这样说。
盖伦可是党卫军成员？有些人认为是，直至现在仍这样认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使他从未参加过盖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处，但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关系而言，“东方雇佣军”隶属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发动神奇的“齐普林行动”时，瓦尔特·施伦堡和盖伦开始合作。这次行动是在红色苏联的中心地带空降党卫军特遣小队。特遣小队的党卫军分子伪装成苏联士兵，个个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次行动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少将汉兹·约斯特的指挥下由中央保安局六处C 组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汉格尔霍普特监督进行的。行动情报只可由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提供。于是，“灰色将军”参与了这次行动。
不久，“东方雇佣军”便与保安处中央指挥部几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齐普林行动”的特遣队甚至深入到沃洛格达和莫斯科高地，并打入苏联后方。
此后，每当施伦堡和汉格尔霍普特需要有关苏联军队的情报和资料时，便习惯于请教盖伦。而盖世太保则把这些情报当作极有“价值”的俘虏交给盖伦。这使盖伦得以更加准确地确定袭击的目标。
1945 年3 月27 日，他这样指示党卫军突击队负责人：“这是克拉科维、登布林、托恩和华沙铁路桥的地理位置，如能将其炸毁，苏军的运输就会大大减缓。”
1945 年，瓦尔特·施伦堡（他的部下称他为小希姆莱）控制了“东方雇佣军”的电台。
尽管他与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人关系密切，可战后，莱因哈德·盖伦却自称是纳粹政权的老敌对分子。1951 年2 月1 日，他在卡尔斯鲁厄法庭上就是这样申述的。
事实上，直至1944 年，这位“东方雇佣军”长官对帝国政府的忠诚是始始不渝的，他竭尽全力去从事他所热爱的艰难的事业。但可以肯定，与最高统帅部的许多军人一样，盖伦对纳粹党的“政治家们”极其反感。他是一个保守的反共分子，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国社党的许多事情不满。和其他人一样，他把这归咎于希特勒的亲信。“唉！元首要是知道他背后发生的事情那就好了。”他常常对人这样说。
盖伦基本上没有参与1944 年7 月20 日的谋杀案，可他与某些密谋分子过从甚密。冯·里特贝格伯爵、阿列克希斯·冯·罗纳、施蒂夫和弗赖伊塔格一罗林霍文都是他的朋友。据于根·托瓦尔德说，党卫军知道他的政治观念是比较薄弱的。然而他善于使自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
难道苏联不是日尔曼人扩张的天然国土吗？鲍曼说：“斯拉夫人将为我们劳动。至于他们之中那些对我们无用的人，让他们去死吧！”
在盖伦和大部分“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看来，这种政策不但是罪恶的，而且是极其荒谬的。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帮助苏联人“挣脱”布尔什维克大使馆的枷锁，建立一个与帝国结盟的自由政府。
自1942 年起，盖伦曾试图说服总参谋部和总理府。但是他的备忘录及他呈送最高统帅部的关于德军在苏联行为的报告并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很可能他在一段时间里曾错误地认为约瑟夫·戈培尔会赞成他的意见。
然而，局势的发展迫使希特勒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或者说是更加狡猾的手段。1942 年11 月25 日在呈送给希特勒的一份长达17 页的报告中，盖伦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事情如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从现在起六个月内，我们在苏联的所有情报人员就有可能背弃我们。届时，我们将得不到任何有关敌人的情报。我们有可能会赢得战争，条件是我们不能愚蠢把那些要求与我们合作的群众推到斯大林和红军政治委员一边去。”
他接着说：
“作为开始，必须重新采纳维尔弗里德·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1941 年10 月提出的主张：建立一支至少由20 万人组成的苏联解放部队与德国武装部队一道同苏联军队作战！”
希特勒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希姆菜和乌克兰帝国代表科克亦表示反对。
“建立一支苏联军队！除非我完全疯了！”希特勒吼叫道。
但罗森堡让步了。保安处助了一臂之力。盖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1942年底，他得到模棱两可的原则性同意。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一名“解放军”司令。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提出一个人选。此人是安德雷·安德雷维奇·伏拉索夫将军。伏拉索夫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额上挂着一绺丹式的头发，带一副托洛茨基式的圆片眼镜。“伏拉索夫军”就这样诞生了。
从1943 年5 月开始，“希特勒的哥萨克人”活跃在战略、军事和政治等各条战线上。但从6 月开始，怀疑论在总理府重占上风。6 月8 日，希特勒下令强行解散了这支军队。
从这天起，盖伦才明白过来。
1943 年岁末，当红军突破维切布斯克、明斯克、基辅和敖德萨德军防线，在黑海至波罗的海一线发起反攻时，帝国的命运已经注定。希望之星从此变换了位置。“东方雇佣军”司令部里堆积的电报不容置疑他说明了这一点。在他那极其肃穆的办公室里，这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人默默地站立在地球仪和那划有一道道粗铅笔线条的地图之间，他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
这时，盖伦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其大胆程度远非他人所能想象。
他不但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和自由，还要保证他的整个组织在失败后不遭受破坏！他保存的卷宗具有极其重要的情报价值。他相信战后美国人将以高价收买。那时他就可向美国人提出条件、讨价还价了。
当时，这位“东方雇佣军”司令对盟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了如指掌。1942年以来，他阅读了华盛顿发表的所有军事文件。
1944 年，他获得了在科莫罗乌斯基伯爵领导下波兰军人秘密重建的“地下军”领导人名单。这一份材料对他具有特别的启发性。文件告诉他怎样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保持一支基干力量。
事实上，冀望苏联人和西方人不和的想法并不新鲜。某些纳粹权贵曾在投降前产生过这样的想法。1943 年，冯·里特贝格伯爵在和他的朋友施韦尔特费格尔副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谈到这种可能性。但盖伦后来使这一想法具有了另外一种重要意义。
1944 年12 月，他把“东方雇佣军”的所有领导人召到他在慕尼黑的寓所开会。他说：
“你们和我一样都十分清楚，形势正日趋恶化。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