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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为官禀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大多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妞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８３１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封建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做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张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７９９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其大致梗概，无非：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容；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在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有聪慧认识，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段。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给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疚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留朵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芽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某些中国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于坐者皆为深叹”，却没有人对诗人这样子的绝情辜负，这样子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儿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的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