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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我力图使官员们从内心里接受这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清代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但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益都知县之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后来，西太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掌控，镇压改革，他被迫流亡异乡。只是在义和团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命令整个帝国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会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为主题做了一次讲道，表明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主做交易，主将根据我们的作为给予我们奖赏。 我提醒听众，那些加入教会的，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径： ⑴捐款用于印刷和散发基督教书籍； ⑵奉献出一部分特定时间用于传播福音； ⑶看望和治疗病人； ⑷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 ⑸冬天向急需的穷人赠送救济金及保暖的衣被； ⑹提供帮助，埋葬死去的穷人； ⑺分发药品； ⑻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 那时，《旧约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标准的中国语，翻译过来的只有《律上加律》，作为《旧约》的替代物，因而；教会的领导者们被介绍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们熟悉了《旧约》中的英雄和圣人。针对祈祷中问到的问题，我还设计了一个系列演讲，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亚预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复生、但以理保护众人免遭国王荼毒、摩西胜利逃出埃及、大卫放弃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还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未读过一个字，现在却要背诵我们的书。礼拜天，她们踮着残废的小脚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来参加礼拜仪式。其中一个信奉者率领三十多个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带领六个邻居做同样的事情。提到实际结果，我感到高兴得很：尽管有怀疑者的冷嘲热讽，在这两个事例中，雨还真的被她们求下来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纪律条款，作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记》确定的风格： ⑴中国基督徒应当献出他们的部分金钱用于资助寡妇、孤儿、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⑵把对缘于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的苦难的隐忍视为基督徒之爱的证据； ⑶要提供金钱和智力侍奉上帝； ⑷基督徒应当致力于救赎他人，同时救赎自己； ⑸在没有咨询当地的牧师之前，任何教会成员不得诉诸法律。 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男人们选出自己的头领，妇女们也一样。被推举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口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拯救他的同胞免于罪孽，并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优秀者得到的奖品是布道小册子和赞美诗。也教他们音乐。学习者被劝诫对那些花费时间教他们的老师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问题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是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订的法律。因而，我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教会应当从以下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为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持续繁荣。 我还斗胆指出，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它协会——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花费作一个对比，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并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在此，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他们很快就汇来了资助的500英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决定赴山西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我们在山东见到的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地的请求，写信给我说，他们对我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我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 那时，阿尔弗雷德·琼斯——他已经加入我们教会，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一年以前，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生和我感到，确定无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 琼斯先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牧师秦先生的协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会，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两千名宗教热心者。程牧师使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同事发挥的作用可以抵任何两个或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原来，他是太平天国叛军中的一个文书。他对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终其一生，他为超过两千的转变者举行了洗礼。把教会置于这两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拥有七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凭着最近在赈灾中的实际经验，我感到很轻松，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开传教和赈灾工作。祈祷和同琼斯先生的谈话结束后，我是那样激动，一种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传遍全身，我浑身无力，简直无法穿过后院走回自己的卧室去。 知道我将要去山西，当地教会的很多男女申请陪我一起去，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山东，以扩大那儿的福音传播工作。仅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农民和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我启程了。走了不到二十里，我突然发现马车后面有一个陌生的行李卷。我问那是谁的，仆人只是笑，开始不想告诉我。随后，我发现它属于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福音传播者，他决心要跟我同去山西。十分不情愿地，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返回青州，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 太原府之旅 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中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这种山区，旅馆都建在挖在黄土坡上的窑洞里。这种旅馆在夏天非常凉爽，因为太阳的光线无法穿过黄土层；但另一方面，在冬天则非常温暖。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馆，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 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坐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的青州府，距海平面只有大约二百尺。因而，山西的冬天特别严酷。幸运的是，这个省拥有充裕的煤炭，都是无烟煤和沥青炭。 到达太原时，我手头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子——大约两千两。来山西之前，我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儿弄到一张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的旅行途中会遭遇阻挠。行进途中，我们开始相继看到一些令人恐怖的景象：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上，被野狗和狼撕裂。这可怕的场面，加上气候的严寒，使我的两位伙伴的精神濒于崩溃。看到他们的心已回到了老家，我就打发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回到家后，周围的人因为他们两人抛弃我而非常愤慨：“想一想吧，作为一个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国家的气候，却让一个不习惯它的外国人自己去面对寒冷、危险和困穷！真好意思！简直是耻辱！”他们嚷道。那两人遭到如此对待后，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耻，决心重返山西，回到我身边。在“失踪”了两个礼拜后，他们又在太原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之中。 那时，整个山西省没有一个新教传教士，但有两个罗马天主教主教和大约十二个神职人员，继续超过两百年前耶稣会士开拓的事业，那时他们在北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1）
山西巡抚时曾国荃，是闻名天下的曾国藩的弟弟，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侯爵的叔叔。一到达太原，我就去拜访他，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他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刁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仍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他的哥哥，曾国藩，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经把自己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两派相互仇视得很厉害，往往会相互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当我向巡抚征求意见，问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放我将来收到的救济金时，他闪烁着狡狯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对他的建议我表示感谢，并回答说，我将去拜访那位天主教主教，同他一起讨论这件事。我这么做了，把我在拜访巡抚时同巡抚达成的意见告诉那位主教，并说，我非常愿意把银子交给他，用于孤儿院的维持，条件是让我的一个助手参与救济金的发放，因为那钱不是我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然而，那位主教没有一刻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说，我必须把这件事汇报给巡抚。他表示非常希望我这么做。于是，我起草了一个关于我们会谈的情况的报告，并把复印件寄给了主教，问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