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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2）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有些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出卖，每斤两到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草种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点这种干粮，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之后，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死于二十天前，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另一个装下半身。七天以后，另一个也死了，可是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不一会儿，听说救济来了，不少人前来找我说，每家都有未埋的死人。 看到另一个女人努力起来。她有力气抬起一条腿，却没有力气站起来。再往前走，我看到一个笼子里有两颗人头，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里，他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在洪洞县城的北门，并排躺着三个死人，一个是男孩，另外两个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地里有两个男人争斗的痕迹，血迹斑斑，表明单身旅行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在旁边的两棵树上挂着两个篮子，每个篮子盛着一颗人头，作为对作恶者的警告。在这个地区，路两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门窗都被当作木柴卖掉了。里边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载满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的悲惨处境的写照。我们置身其间，不会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宿。遇到从蒲州来的大车四十辆，要到北边去购买粮食。街道的一边立有稻草人若干，另一边写有两个大字：“穷人”。这是向所有路人的沉默无声的求告。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看到了如此可怕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关于灾荒的可怕，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连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的。 就连豺狼也变得无所畏惧了。一天，我看到一只狼沿着大路行走，便大声吆喝，本想它会因为害怕而逃走，谁知完全相反，它站起来，盯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敢跟它过不去。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每天都看到同样的使人恶心的景象，以至于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只是精神混乱时的胡思乱想。 我遇到的很多逃荒者来自蒲州。蒲州府在山西省的最南边，他们告诉我的是同样的故事。当我问他们饿死者和逃荒者的比例，他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见了。在很多地方，留下来的不超过二三十人。我还听到有人说，在三天之内，在路边上他们亲眼见到二百七十具尸体。在每一个城市，都有马车进进出出，车上往往装着三四十个死人，拉到坑里埋葬。 处在这样可怕的景象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心智——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奇怪。我是置身于活人之间？还是在与正遭受折磨的死人为伍？灾难如此可怕，我们根本不敢从事任何救济活动，除非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为一旦人们知道我们发放救济金，会蜂拥而至，不仅救济活动无法进行，就是我们自己也会陷于险境，甚至会毫无意义地陪上性命。只有我们安全回到太原，为灾民申请救济，他们大多数人的生命才会得到拯救。 14天以后，我们回到太原府，庆幸自己能够暂别连日来在路途中那可怕的一幕又一幕。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运输的困难
从天津到陕西南部的蒲州有800里路。政府运送粮食必须走这么远的路。也就是说近一些的地方没有粮食，方圆80里以内都是饥荒区。平民不能雇用骡子运粮，因为牲口都被吃掉了。山上的路超乎想象地难走，因而，对一支有六七头骡子的队伍而言，超过半吨运起来都困难。 此外，山上的隘口的路非常窄，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让马车和骆驼交错着通过。为克服这个困难而规定：所有的骆驼，加在一起有一百只，应当晚上走，白天只准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沿海运送粮食的这种困难，我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晴雨表，沿途观察海拔和低气压的变化情况。到太原府后，利用这些海拔和低气压的数据，我做了这条路的地图。 那年冬天也是历年来最冷的。黄河上了冻，这样马车可以从冰上经过，这是三十年没有的事。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陕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在回太原的路上，通过快递，我把日记连同我收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的回信经过天津寄往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士和特纳 此时，上帝号召更多的基督救助者前往中国，以缓解中国的困境。1877年初，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及詹姆士（）先生到达山西。在整个夏秋季节，他们边布道，边把圣经和小册子发给饥民。但是他们两个都感染上了因饥荒而引起的热病。詹姆士先生患病后，非常虚弱，不得不离开。特纳先生陪着病人来到沿海。11月份，他们离开太原府，恰好是我到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的有关灾民极度贫困的报告唤起了巨大的同情。 另外，在汉口的伦敦布道团的阿诺德·福斯特（）牧师前往天津打听山西灾情的状况。经过直隶，在山西呆了一两天之后，亲眼所见足以使他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去英国，为救济饥荒筹集资金。他也是在我到达的前两天离开山西的。他到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在伦敦。福斯特先生向他讲明情况，恳求在英国成立一个救济金基金会。但是，公众希望得到有关饥荒的更详细的情况。我的日记和报告经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手从上海到了伦敦，恰好在需要了解山西可怕灾情的细节的时候。 8． 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