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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改革方案种种
27 改革方案种种 在赫德先生的要求下，我把为中国政府提供的改革建议的概要送他过目，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建议给各位政府大员的： ⑴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织厂； ⑵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⑶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指出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 ⑷对巡抚张之洞，我也花费了心思： ①介绍了由贝西默在钢铁冶炼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的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②呼吁他开采矿产； ⑸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务部的叶金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⑹对赫德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①组织一个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如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成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⑵组织一个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⑶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⑷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⑸派出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⑹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8 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对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诉十分关注，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以便在有更严重的教案发生时，他可以照会中国外务部，使之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与同对日本政府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和畏缩表现出了更多的耐心。并且，他提到，他同中国政府的官员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外务部商讨处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儿，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相互斗争、相互阻挠。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我向他叙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动的情况，说现在我在那儿工作没什么困难，因为跟许多政府官员建立的朋友关系。因而我斗胆向他建议说，如果采用同样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员会有所回应的。隔了一个礼拜，当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时，看到他因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许多高级官员发出了做客邀请，所有的邀请都被接受了。（参看斯坦利·莱恩…波尔：《巴夏礼爵士的生活》，第396页）。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之宗教自由观的小册子。该册子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意见都源于对整个宗教问题的无知。 把我们拟定的公告草案交给巴夏礼爵士后，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传教的省份：他回山东，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达太原。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资料能够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员尽早地修筑铁路。当我回到太原后一算，离开已经整整五个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
29 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传教士大会，以便推进传教工作。传教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里得到广为散发，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中心点展开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作： ⑴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⑵出版更好的传教小册子，以满足全省的需要； ⑶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福音传播者作为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转变者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由外国人引进教门的）。 ⑷在十个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学院，每所学校招收一百名学生，授予三年外国知识课程。 同时，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艺术协会，其宗旨是： ⑴提供合适的基督教文艺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同胞； 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尊重； ⑶在所有真正对中国有益的题目上启发中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并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始新的工作计划，感到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协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我们开始了向东海岸的行程。当乘坐一只中国人驾驶的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待在里边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那样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店里花费要少，但我在烟台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爱德华·寇森（）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坚持让我们接受他的地主之谊。 在上海，我们见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随同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协会派出的新传教士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天，谈论的是关于同浸礼会协会委员会以及同国内教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关于我将来的工作的一些事宜。 2 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 仲斯离开后，我得好朋友大卫·希尔从汉口前来，为了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俩人都为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并认为现在是前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最好时机。曾在灾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他。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但根本没有心思谈论一下宗教自由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不仅有很多传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而且很多人由于在救灾中感染疫疾而献出了生命。 2发现《大乘起信论》 访问南京期间，我们认识了刻售佛教经书的杨先生。杨先生原先是儒家门徒，后来皈依佛教，是个智力很高的人，曾作为中国大使的随员随同曾侯爵 出访过欧洲，与马克斯·缪勒（）、日本的南条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这个级别的人物有过交往。 我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儒家秀才，在经历了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后，竟然安于售卖佛经？” “我很吃惊”，他回答：“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吗？” “是这样，但佛家回答了吗？”我问道。 “当然了”，他回答：“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本书吧，是它使我由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那本书名为《起信论》（《信仰的觉悟》）。我接受了，并且又购买了一些他为我推荐的佛经。 在住宿的旅馆里，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为佛教徒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道：“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 4 返乡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轮船公司的阿佳克斯号回返英国。在比斯开海湾，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滔天。轮船载满了锡锭，行动很吃力。三天时间里，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船在波谷里挣扎，我们的耳鼓里充满着浪头把成吨的海水洒向甲板时的泼溅声，而头顶上的浪峰那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使我们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