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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技术
1874年，由济南回烟台的途中，我在潍县停了一天，与我的朋友、苏格兰长老会联合会的麦金太尔牧师见了面。在潍县，我了解到了有关在中国传教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第二个是，即使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也能找到最虔诚的人。 在传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这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劲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当中清理出去。然而，当地一位有头面的绅士突然拜访了麦金太尔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一个虔诚的人，饱读圣贤之书。他告诉麦金太尔先生没必要害怕民众的威胁，因为他们无知得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个人将出面向人们说明他们所犯的巨大错误。 在这之前好多年，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位洋人（伦敦差遣会的洛克哈特医生），懂得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候，天花被看作神明对人类的可怕的惩罚，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有一半人口因此而死去。听说有办法可以预防天花，他非常高兴，奔波十天到了北京，去看望洛克哈特先生。洛克哈特先生向他传授了接种牛痘的技术。于是，他雇用了两位妇女，让她们带着她们经过接种的孩子，同他一起回到了潍县。一回到家里，他就忙着给朋友和邻居们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很多年中，确确实实地，直到麦金太尔先生来潍县的时候，这位中国绅士一直夜以继日地义务为群众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楣上挂了一块颂德匾。 现在，当人们看到他去拜访外国人的时候，非常气愤，纷纷说真不该把那块匾送给他，那样我们就不在乎他同危险又可恨的洋鬼子交朋友了，我们应该把匾摘下来。他回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如果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在预防天花方面，我所能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从一位叫洛克哈特的好心肠传教士那儿学来的。并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之外，并没有其它意图。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地善待他”。 在我住宿旅馆的一两天里，麦金太尔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不可以带着我去拜访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个麦金太尔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那时，我很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了解到他已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我问他：“当你读它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思考了几秒钟后，他回答：“也许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个人应该成为神圣灵魂的庙宇”。 23不寻常的行医之旅，与布朗医生结伴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这时，我发现布朗先生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在秦牧师的协助下，他正在翻译一部重要的医学书，并且正在训练四名当地人，作为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不久，领事馆的马杰里（）先生到布朗先生这边来做客。那天晚上，苏格兰圣经会的利磊先生也在座，他讲的那些滑稽故事使我们把肋骨都笑痛了；所有的故事，他讲的时候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那年九月，马杰里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已定的缅甸之行。1875年2月，他在迈文（）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我和布朗先生打算在山东东部的半岛周围各县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中心集市停下来，在他为病人诊疗时，我在候诊室里向候诊者布道，依次安排病人去布朗先生的房间。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还非常好奇，为了保障秩序和安定，我们在到达县城前给当地的首席行政长官（县令）送去我们的名片，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请求他安排两名警察（衙役）帮助维持秩序。县令们总是很有礼貌，毫不迟疑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也有不少衙门里的人前来看病。 每天一大早，布朗先生就开始诊治病人，工作非常繁重。担心他老这样绷着弦，身体会跨下来，我极力劝他一天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愿听。对他来说，病人的叫喊就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能负担不起这样的超额“税收”，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从岗位上拽下来，送回睡觉的房间。 他治疗的许多病人很快就出现了好转，这在就医者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例如，有一天，进来一位男子，肚子痛得厉害，身体都蜷缩起来了。布朗先生给他开了一人剂量的药，十分钟后，他站起来，直起身子，睁开了双眼；惊奇于自己突然病愈，他大喊了起来：“我好了！我的病好了！不痛了！”这种戏剧性的广告场面使其他病人先是大笑，接着，意识到他是真的好了，都很急切地想得到药品，希望像那人一样药到病除。 还有一天早晨，一个麻风病人走了进来，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带来了一些礼物表达他的谢意。他说，多年以来，他的手和脚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在服了昨天布朗先生给的药后，两手和双脚都有了刺痛的感觉了。 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恰巧住在了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前年，在参加规模盛大回龙山庙会之前，我曾在那儿住了两个礼拜。旅行时，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叫做“什子”（）的交通工具，是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中间挂着的一个有顶的吊床。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布朗先生的一个助手，帮助布朗先生配制并分发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事实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请店主结账时，他却一点钱都不收。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认识我了？”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年我去宋村时，他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关于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对此他一直深怀感激。我再一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给我们免费可能是一种客套，只是为了表达再次见到我们的高兴之情。但他实实在在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说，在行善于民的工作中，他自己也愿意尽一份心力。 这样，我们继续围绕半岛旅行，通过布朗先生对病人的悉心服务，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友好相待。 唉！考虑到人的偏好和预见性上存在的缺陷，在我们的传教工作走上一条创新之路并取得如此成功之时，就应当把传教协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严格地确定下来。使烟台各教派——英国的和美国的——的传教士协会无比伤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兰的丹尼丁（）。在那儿，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是开业医生，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市，向他颁发了一张充满谢意的褒扬状，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间所做出的诸多奉献。 这样，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着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责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鬼魅附体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没有从上海驶往烟台的轮船，因为烟台港结冰，无法通航。因为没生意可做，烟台的外国人小社会便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协会，由此高高兴兴而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因为参与了一个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曾来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一开始，我的房东做了一个鬼魅附体的演示；接着，我列举了中国存在的一些类似案例。被附体的人完全受制于那邪恶的精灵，会因此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某个不幸的牺牲者会在某一天突然声称自己姓李，来于很远的地方，并讲述他经历过的事情，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当他清醒时，他会说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张家的情况怎么样，声音清晰，语调自然；而被附体时，说话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有一些房子会被鬼怪占据，居住者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他们的家。我们就了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无人过问，因为人们认为那儿被鬼魅占据了。 这类事情可以作这样的哲学解释：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风所摇动的芦苇；关于鬼魅、关于房子闹鬼的任何一个谣传都会支配他们的心志，时时处处控制着他们。当基督徒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慑服，而他的圣灵将前来居住在哪些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的心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令人欢喜的福音。他们的心志得到滋养，获得了力量，缘此得以抵拒种种公众谣传。这样，脆弱的人变得强大，失去理智的人会恢复正常的心志。 我宣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威廉姆逊博士描述了中国人为病人求处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别是发生在鲁村庙里的情况。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绳，拴在一枚铜钱上，下端系一支笔，悬在一个盛着沙子的盘子上面。 考比特先生讲的是有关一所闹鬼的宅子的故事。据说那宅子闹鬼已很多年了，没有人敢租住。最后，他在当地的一个信徒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驱鬼。他随身带着《新约圣经》，请他的邻居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恶鬼的伤害，于是乎他们的家居重又获得了安宁。接着考比特先生发言的是一个犹太人，他指出，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是从波斯传播到巴勒斯坦的。一个从医的人随后站起来，他驳斥了所有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说，鬼魅附体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应当从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讲完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原先是耶稣会的神父，是出席当晚讨论会的学问最大的人。尽管已经结婚，罗马天主教的进入内陆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过他的招待。并且他的虔诚一如既往。他强调说，他相信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