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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凌晨3点，唐生智在家里举行了一个黎明会议。当他的副司令和高级将领集中在他面前时，他悲伤地告诉他们前线已经陷落，他们无法保卫城门，而且蒋介石已经命令部队撤退。他告诉部下印刷命令及其它相关文件的副本，为撤退作准备。这天下午1点，命令传达到中国军队。
但是，随后唐生智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队能经由长江转移。现在他得知日本海军己在八卦洲以东的江面布雷并驶向南京。军舰到达将会封锁退路，而这是逃离城市的最后一条路。由于形势紧迫，唐再次求助驻在海宁路5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吁请德国商人斯珀林帮助与日军谈判停火。斯珀林同意带一面旗子和信件去见日本人，但是后来他报告唐，松井将军拒绝了他的提议。
当天下午，就在唐生智的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前几分钟，唐生智从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去，全城一片溃败景象，街道挤满了汽车、马匹和难民——年青的和年老的，体弱的和强壮的，有钱的和没钱的。任何稍有头脑的人只要可能都决心要逃离。下午5点，会议开始。会议只开了10分钟。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参加，因为各战场司令部与总司令部的联系已全部中断。其它人没有收到开会通知是因为他们看清形势已经逃跑了。
唐生智告诉来到他家中的与会者，日军己经攻破城门并在三处突破城墙。“你们还有信心守住防线吗？”他问这群人。虽然他停了几分钟等待回答，但是房间里鸦雀无声。
在这个停顿之后，唐生智平静地讨论了撤退。撤退马上就要开始——下午6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6点。一部分军队——36师和军事警察从下关渡江在对岸的指定村庄集合。他宣布其余部队必须杀出日军的包围，突围出去的人到安徽南部集合。留下的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销毁，所部队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要烧毁。
后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唐生智又修改了他的命令。他通知他的部队，假如87师、88师、74军和教导总队不能突破日军的包围也应该强行渡江。唐生智现在给了5个师渡过长江的权利——参加行动的人数是原计划的两倍。唐本人也将在这天晚上前往码头。这将是一次他今生难忘的旅途。
撤退变成溃逃
毫不奇怪，撤退命令使中国军队一片混乱。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们拼命保护自己不要丧命。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当看到其它身着军装的部队逃跑时，他们以为是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逃跑，打死了数百名自己的战友。在匆忙而又混乱的撤退中，至少有一辆中国坦克前进中从无数的中国士兵身上辗过，最后被一颗手榴弹炸翻才停下来。
在大规模的悲剧情景中，撤退也有其喜剧的时刻。士兵由于不断增长的绝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装，在露天里脱衣服。街上很快遍布半裸体的士兵，还有半裸体的警察，这些警察脱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士兵。一个在街上乱跑的人除了衬衣和帽子外什么也没有穿，衬衣和帽子也许是从一个有钱的政府官员家中偷来的。在撤退的初期，表面上还有秩序，整队的中国军队扔掉军装、换上平民服装，同时还保持着队列前进。但是当撤退转入溃败后，平民服装变成急需。可以看到士兵冲向行人从背后抢他们的衣服。
只有一条路可以安全地逃出城而不遭遇日军，这就是通过城北的长江港口，那里有一批小船等待着最先到达的人。为了到达港口，士兵必须要首先通过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门挹江门，又叫水西门，然后才能进入下关郊区北港。
但是城门前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拥挤。一个问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许多人坐着卡车、汽车、马车，要强行挤过70英尺的狭窄的城门洞。下午5点，人流如河，到后半夜，人流成了潮水，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挤过小小的城门。另一个问题是，撤退的士兵为了减轻渡江行程的负担，扔掉了不计其数的武器和装备，结果是成堆的手榴弹、汽车、机关枪、外衣、鞋子、钢盔在城门口堵塞了交通。一个修建在城门附近的掩体也挡住了半条路。灾难即将降临这里。
唐生智坐在前往码头的黑色专用汽车里，从车窗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当汽车穿过混乱的人群时，他听到人们在咒骂坐车的人。“在这种时刻你怎么还能坐在汽车里？”人们大骂，并不知道坐在汽车里是唐生智。唐坐在向最终目标龟行的汽车里，闭上眼睛假装没有听见。他预计在下午6点到达码头，但是8点才最终到达。
江边等着唐生智的是绝对的混乱。军官们互相争论着哪些装备应该销毁，哪些应该摆渡过江，而士兵拼命想要在连在一起的渡船上稳住坦克。许多船只倾覆后沉没。
随着夜幕来临，士兵抛弃了坦克和装备，全力渡江。随着渡船的减少，情势也变得剑拔弩张，最后，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士兵或是强登上船，或是向空中鸣枪阻止别人上船。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的士兵的手指。
无数的人死于强行渡江的那夭夜里。许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出城门。当晚中山路着了大火，大火又漫延到弹药库、席卷了房屋和车辆。卡在路当中的马匹受惊狂跳，让混乱的人群更加不可收拾。吓疯了的士兵拼命向前挤，把成百上千的人推进烈火，把更多人的推进城门洞，在那里，人们互相践踏。当城门堵塞后，附近又出现另一个可怕的景象，那些冲出人群的士兵拼命爬上城墙。许多人把衣服撕成条，用皮带和木棍编成绳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城垛，从城墙上扔下步枪和机枪。许多人掉下来摔死。
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绑着草就的浮水装置、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圆木、木板、澡盆，或是从附近人家偷来的木门，跳进江中。当最后一块木头也无影无踪时，许多人企图游过江去，但等着他们几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和两个副司令登上一条小煤火轮，等候两名始终没有赶到的参谋，直到晚上9点。从轮船上唐生智肯定听到了互相争斗的人们的吵闹声和尖叫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震耳的日军炮火声。这是南京，烈火中的南京的景象。大火映红了黑色的夜空。
要想知道受尽屈辱的唐生智在轮船渡江时想的是什么，人们只能靠想象了。他对南京的最后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市民正疯狂地想要逃命，他的部下趴在木块上漂浮在长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后来告诉朋友，20年中他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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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
在日军穿过南京城门的时候，那些但凡有点钱、有点权或有点先见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原来人口的一半离开了这里：战前南京本地居民超过100万，但12月减到大约50万。然而，这个城市却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乡下人，他们离开乡下到城里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城墙的保护下是安全的。那些在军队撤退后还留在城里的人实际上是最无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穷或身体太弱而无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在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人都指望日本人将会善待他们。许多人可能劝服自己相信，一旦战斗结束，日本人会文明地对待他们。一些人甚至使自己相信日本人将成为更好的统治者——毕竟他们自己的政府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把他们彻底抛弃了。厌倦了战火、厌倦了轰炸、厌倦了包围，于是当日本侵略军开着他们的坦克、大炮和卡车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实际上是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当日军从该城的南门和西门列队进城时，一些人在他们的窗外挂起了日本国旗，还有一些人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
但是这种欢迎是短暂的。目击者后来断言，日军一进城，就六七个人一组在城里游荡，向他们看到的任何人开枪射击。人行道上随处可见趴在地上的老人，显然他们是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老百姓的尸体——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冒犯日本人的事，只不过是在日本人走近他们时赶快逃跑而已。
在战犯口供的记录中和中国政府的文件里，下面一个接一个将要开始叙述的故事听起来都同样的令人恐惧，而又单调乏味。但是所有的故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如此：
日本人把他们抓到的所有人都当作战俘，一连几天不给他们水喝，也不给他们东西吃，但向他们许诺会有食物和工作。经过这样几天的折磨后，日军就用电线或绳子把受骗者的手腕牢牢地捆起来，并把他们赶出一些隔离区。这些早已精疲力竭根本无力反抗的人们在走出去的时候，渴望着并相信他们将获得食物。但是当他们看到机关枪，看到手中拿着带血的军刀和刺刀等在那儿的日本士兵，看到巨大的坟墓，看到成堆的先于他们被杀害的染满污血的尸体时，他们再想逃跑已经是太晚了。
日本人后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说他们不得不处死战俘是为了节省他们自己有限的食物供应和防止反抗。但是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释日本人对南京数十万孤立无助的中国老百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没有武器，根本不可能造反。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甫京的中国人都被日军轻易地斩尽杀绝了。南京的暴行不仅是一个集体遇害的事件，也是展现个人的勇气和力量的故事，一些人从浅浅的坟墓里爬出来，一些人紧紧抱住芦苇秆在冰冷的长江里躲上几小时，还有一些人埋在朋友的尸体下几天一动不动，然后才拖着他们带着子弹的身体走到医院，他们都是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志而顽强地活下来了。有些妇女一连几个星期躲在洞里或壕沟里，还有一些妇女冲进燃烧的屋子去抢救她们的孩子。
后来许多幸存者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记者和历史学家听，有些人在日本战败后到南京和东京的战犯审判法庭作证。当我在1995年夏天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时，我得知许多中国遇难者被日本人杀害，并非出于什么别的原因，而纯粹是因为日军的杀人取乐的变态心理。下面就是一位80岁的南京市民唐顺山讲述的，关于他在1937年是如何奇迹般地逃过了日本人的杀人比赛而活下来的故事。
杀人比赛
与成千上万的因轰炸而逃出家门沦落南京街头的不幸的老百姓不同，唐顺山在大屠杀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避难的地方。当时唐顺山25岁，是个鞋匠的徒弟，他躲在南京城北的一条叫小门口的小巷里两个师兄弟的家中。他的朋友们（唐顺山叫他们“大和尚”和“小和尚”）已经把房子的门口隐蔽起来了，他们搬走了门板，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