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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为楚所败而狼狈逃回。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9个月之久，宋向晋求
援，晋不敢出兵。这时，宋、郑都不得不臣服于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是春秋时期霸业十分强盛的霸主。此外，还有
一些建立霸业的君主。春秋初期，郑庄公东征西讨，堪称“小霸”，是争霸
的先声。宋襄公和秦穆公也有建立霸业的事迹。不过宋襄公的霸业昙花一现。
而秦穆公由于强大的晋国横亘在秦国东方，他只能向西开拓。此外，在东南
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也曾建立过霸业，先是吴王夫差战败越王勾践，北
上中原，夺得霸主位置；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可吞吴，也登
上了霸主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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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大国互相攻伐，争夺霸权，以期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
小国不堪忍受，只好向晋楚双方纳贡，承认它们为共同的霸主。先有华元倡
导，后有向戌弭兵议，但这对于大国的约束并不大，不过春秋后期，晋、楚
力量均衡，争伐的确比以前减少了。
春秋时期，各国相互攻伐，加速了华夏族和其它各族的融合。同时，国
家数量也逐渐减少。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主要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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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学说的形成
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文化，又反过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
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曾说
过这样一段话：“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多种
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许多外国学者也说：欲了解中国，需先了解道教。这
话我们今天听来，似乎觉得有些玄乎，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道教确
实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及艺术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道教是什么？其答案众说纷纭。这是由于道教自身内容的庞杂造成的。
不过，考察其宗教内涵，可以看出，道教是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
础，以神仙信仰为核心诱使人们用方术修行以追求长生不死、成仙享乐和用
祭祀醮仪以祈福免灾为主体内容和特征，文饰道家、阴阳五行家及儒家谶纬
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为神学理论，带有泛神论及多神论性质的宗教。
道教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史学界及道教界较为有影响的观点认
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创
立为标志，距今85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道教的创建与佛
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等不同，这些宗教一般都有明确的创教人和较为明显
的创教时期，因而比较容易查考确定。道教则不同，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
产生、酝酿过程，是由多源头、多渠道逐渐靠拢、混合而成的，几乎与中国
古代社会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关系，所以古人云道教“杂而多端”。
尽管如此，道教的产生仍是有规律可循的。
道教的主要来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宗教和民间巫术。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一样，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有了图腾崇拜及鬼神崇拜，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祭
祀及祈福、禳灾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事这一职业的巫师是古
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职业，他们使用种种巫术以降神、驱鬼、祈雨、预
言、医痫。早期道教正是承袭了古代巫师的这种巫风而兴起的，符录派做法
事时，亦比较多地沿用了古代鬼神祭祀的做法。
2。来源于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神仙之说，由来已久，主要出自燕、齐
文化与荆楚文化。如庄子的《逍遥游》就对神仙作过许多生动的描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仙之说引发了人们许多丰富而浪漫
的联想，迎合了上层统治者永享富贵的奢望，一些方士乘机编造各种成仙之
方，骗取利禄。在方士们的蛊惑下，齐威王、齐宜王、燕昭王、秦始皇、汉
武帝等都曾派人入海觅仙寻求长生之药，其社会效应不可低估。后来，神仙
说成为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显著特点，神仙崇拜则成为道教信仰的核
心。方士们所行的种种方术，也大都为道教丹鼎派所信行。
3。来源于黄老学说及道家学说。黄老学说在战国时有很大的影响，继春
秋时的《老子》一书后，战国时又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著作，在思想倾向
上是承继《老子》的，世称黄老之学。但是，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
《列子》、《淮南子》，它们都是学术著作，道家学说，与宗教无关。但从
东汉后期起，《老子》逐渐被神化，道家著作被当作道教经典，黄老之学演
变为黄老崇拜，老子则被奉为道教教主，民间巫术与神仙方术亦开始依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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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将神道与道家融合的理论著作，如《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道教的产生，并
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学体系。
凡宗教都有教化功能，可以诱掖人心。这种教化功能，使得道教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时时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宠爱，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出
于封建帝王的个人喜好，客观上则是道教参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封
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王朝的更替和政权的巩固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后，道教逐渐被封建统治者承认并官方化，道
士们随之抬着图谶、符命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唐、宋时最为典型。唐朝是我
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唐朝近300年
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对道士优礼有加，规定在国家重要典
礼、公开活动等场所，三教的排列次序是：道教为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末。
唐朝为什么如此宠爱道教呢？是因为道教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曾立下了汗马功
劳。
隋朝末年，义军蜂起。公元617年，当唐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时，
许多道士都向李家父子靠拢，以“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
有老君子孙治世” （相传老君姓李）等政治谶言大造政治舆论。据 《混元圣
纪》卷八载：隋大业七年，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对门下弟子曰：“王道将改，
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
子孙治世，此治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君
权神授舆论，为李渊父子赢得了人心归附，争取了群众。歧晖还尽以观中钱
粮资助李渊，李渊兵至蒲津关时，他又派道士80余人前去迎接。歧晖为李渊
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李渊亦深领其情，在称帝以后，授歧晖为紫金光禄大
夫，敕令新修楼观，并赐予粮、田等，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还有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时，也称奉老君旨意向李渊“密告符
命”，称李当受天命。 《混元圣纪》卷八又载：“初，高祖诏玉清观道士王
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常奉老君旨，预告受品之符
也。”不仅如此，在唐太宗李世民与其长兄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
争中，王远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
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支持李世民，为李世民上台大造舆论。当李世民还为
秦王时，曾私访王远知，询问未来之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
秦王乎？”太宗以实相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当时太
子已立，王远知却恭维李世民为“圣人”，称之为“太平天子”，无异于告
符命，暗示李世民将登上帝位。结果，李世民即位后，对王远知非常器重，
授银青光禄大夫。因王远知一心归山，太宗便下诏书重修茅山道观。
宋朝是继唐朝之后道教的又一个兴盛时期。宋太祖、宋太宗从一开始就
注意扶植道教，太祖赵匡胤曾利用符命为其夺取政权大造政治舆论。太宗赵
光义承其兄太祖之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悬案。
为了平息人们的议论，道士张守真奉太宗旨意编造了一个神话：张守真闻空
中有召唤声，原来是天神降临，他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辅臣，奉玉帝之命
降临于世，辅佐大宋王朝。太祖临死前，此神命张守真传言于宋太祖云：“吾
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尊符命，降卫宋朝社稷。”
又曰：“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意为晋王（太宗即位的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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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位。次日太祖死，太宗即帝位。太宗即位后，对这个神话大加宣扬，试
图以此证明自己继承皇位乃是玉帝的旨意。
道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道教徒们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早期
道教形成之初就有着积极的救世精神，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明确指出：“上
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
才脱其躯。”也就是说，辅佐帝王救治天下为高尚，个体修道成仙只为末流。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些著名道士身在山林，心系朝政，经常作为国师辅臣
参与政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著名道士佐国扶民的故事。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年 （公元365年），卒于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年），是北魏时北方天师道的首领。他在有生之年，对天师道进行了改
革，实现了道教与皇权的结合。寇谦之曾两次托神造经，先是托称太上老君
降临，授他以天师之位和新科律《老君音诵诫经》；后又托称有上师李谱文
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录图真经》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书中称寇
是李谱文之义子，受命奉持真经来辅佐北方真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迎
合当时入主中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北魏统治者。北魏统治者原是塞外的少数民
族。为了对付汉人的反抗，他们实行与汉族同化的政策，笼络门阀士族地主
阶级为其巩固皇权服务。泰常8年 （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寇
便把神书《录图真经》献给了太武帝，被接受，并得到了太武帝的赏识。据
说他还为太武帝祈福于嵩山，感动了太上老君，授帝以“太平其君”之号及
冠服符录，自此北魏改用太平真君年号。寇还怂恿太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