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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位，要关心人民的丧事和祭祀活动，要重视国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国人
批评朝政；举贤，就是要任人唯贤；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国家公职，而
不论其世族门第如何。
把仁论推广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方法上，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即你想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也要使别人在社会上立足；你想自
己显达于世，也要使别人显达于世。遇事要设身处地，因爱亲而爱人，因己
之立达而使人立达，因不欲施暴于己而不施暴于人，因维护本国本族安宁而
不侵犯他族他国。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一方面，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即如果
不仁，就谈不上讲礼了，仁对礼有决定性影响。在大仁大德面前，礼之不足
降到次要地位。我们知道，周礼虽然具有道德理性的特征，但仍保留了祭神
祀鬼的习俗，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仍笼罩着神鬼迷信。孔子把仁作为礼的基
础，而仁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这使礼论沿着周人开创的摆脱宗教
蒙昧而走向理性的道路更向前进了一步。孔子既强调仁对礼的决定作用，另
方面，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即一个严以律己、处处遵守礼的规范即社
会公德的人，就能实现仁。孔子说，具有仁德精神的礼，能限制以至克服一
切损人利己之心和损人利己之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从而实现以爱人为
旗帜的仁的目的。对于为政者，应仁、智、礼兼具，有治民的智慧，又能守
之以仁，如果在人们面前没有庄重的仪表，就不会受到民众的敬畏；有智，
有仁得之心，又有庄重的仪表，若不能用礼动员民众行事，那也是不完善的。
孔子注重礼对仁的作用，是因为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其价值，
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礼所反映的对象。
孔子的私学发展很快，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应按什么样的
标准去培养、教育人呢？孔子提出了“圣人”、“君子”、“志士”等人格
概念，而最常提及的是“君子”，它是孔子培养教育学生和律人律己的标准
人格。
君子人格应是维护人伦关系的和谐，做到爱亲、尊上、敬友、与人为善，
在礼所体现的人伦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人格；这是君子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君子笃于亲”、“君子成人之美”，表现了君子与社会环境互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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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但是君子不是社会环境的简单附属物，他要在人伦社会的深刻联系
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情操，所以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同人相处
时，彼此协调合作，但不盲目苟同。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问他，如
何方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和兄弟间，能相互批评，和睦相处，这就
是士。
孔子主张通过自身修养和内心自省，完善和提高自己适应和改造环境的
能力，这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求诸己而达到心理平衡，使内心世界充盈
而无忧无惧。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经过内心自省，如果确认自己的思想和
行为都符合仁义，没有错误，就不必有什么忧虑和恐惧。孔子常说，“君子
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以忠于自己为原则，不为利诱，不因物移，始
终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和目标的专一，并以此教育其学生，使大家能在艰苦
的生活环境中不见异思迁，不悲观气馁。具有内向型品格的孔子哲学和君子
人格，又是富于外向追求的。他把君子加强自身修养的目的分为三个层次，
他对其门生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还不够；修养自己使一
些人生活快乐，也不够；修养自己，使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才是
君子的最高奋斗目的。具有这种救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人，不会为一己私利
和一家一氏的利益而闹宗派和相互勾结的。
孔子君子理想人格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因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
立功的朝气蓬勃的新时代的到来。孔子就是按照这种人格思想培养教育其门
生，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孔子满怀“仁政德治”的理想，很想找到机会使之成为现实。在当时，
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孔子很想通过“求仕”来实现
其抱负。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在鲁国做官。但不过四年，由于在立场
观点上与统治者矛盾，而孔子不愿与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被迫弃官出走，
开始了他艰难的访问列国诸侯的求索之路。
孔子访问诸侯列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当时
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也较富裕，加之孔子的高足子路的妻兄颜浊邹是有贤
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所以孔子首
先选择了这里。由于孔子声望已经很高，又做过鲁国的上卿 （即大司寇），
因此卫灵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
及其随行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基本上可以维持下去。但孔子来这里，其目的
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而平庸的
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根本不感兴趣，而是为了利用孔子这块招
牌显耀其“尊贤”的名声，以欺骗国人。孔子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尽管表面
上对孔子很是尊敬，但始终没能让他参与政事。在孔子到卫国的第五年，卫
灵公死了，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动荡不安，同时引起了大国晋和齐的介入，
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离开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也没有确立
往何处去。他们一行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差点遭到杀害；
到郑国，他甚至狼狈得和弟子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他们。最后在离开卫
国一年之后到达陈国，住在曾相互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并通过他向国君
推荐，取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三年后，吴国侵略陈国，孔子又不得不躲
避战乱而离开。当时，楚国有位贤名的政治家，人称叶公，孔子决定去找他，
一路上，好几天没有粮食吃，随从的弟子和其他人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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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不已，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想方设法度过难关。
在卫国，孔子的许多弟子在那里做官。卫国政局安定以后，要求孔子回
卫国的呼声很高，于是在63岁的时候，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但是回卫国
后，当时的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此情况下，孔子就
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
孔子自55岁离开自己的祖国——鲁国去访问诸侯列国，在外到处奔走
了14年，历尽了千辛万苦，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
孔子的弟子如冉有、子贡等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于
是在他年近七旬时，他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又回到了鲁国。
孔子为实现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四处碰壁，历尽坎坷，又耳闻目
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确定一种使对立双方协
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庸。什么是中庸？“中”，即中正，
中和；“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
透的量的规定性，使对立双方各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
与统一。
在先秦时代，各派哲学家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曾研究过矛
盾问题。道家主张对立的相对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对立面之间，
无须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反复转化。法家主张对立的绝对性，以强凌弱、
以大制小。而孔子主张中庸，保持矛盾的统一，平衡和长期稳定。下面就是
中庸思想的主要论点。
“过犹不及”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两个学生，哪
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显得不及。”子贡说：
“那么，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即是说，过头和不及同
样不好，也就是说，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好的。过与不及都是相对于一定
的标准来说的，二者是在相反方向脱离标准的对立倾向，构成名副其实的两
端。中庸思想认为，只有把握两端，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并且运用中。所以，
“过犹不及”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庸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犹不及”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一定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
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
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
无过无不及并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上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
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相反的另一种，没有原则性，
不管是与非。但是，无过无不及则不然，它是有原则的，此原则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遵守礼。礼是仁的形式，可以作为决定中的
标准，实际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而且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对
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孔子称其为“乡愿”，
他说：“路过我的家门不进我家，而我不感到遗憾的人，只有乡愿！乡愿是
道德贼！”由此可见孔子对折中主义者的厌恶和痛恨。
“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将取
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是根本不问的。比如君臣关系，和是指
君臣不同看法的协调，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指出其不可行
的地方，而使其可行的更为完善。君认为不可行的东西，其中有可行之处，
臣指出其可行的地方，而去掉其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政治安定，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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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
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
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君子坚持有原则
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小人则只喜欢无原则的苟同，而不喜爱有
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意味着，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讲协调，重
和睦，下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是有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
不应苟同。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