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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真是奇谈怪论。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就会到党内找代理人，就会有走资派，如果没有走资派，那过去的一切运动，都要否定，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反右派，五七年反右倾，还有四清运动，这些通通否定，因此要写在党章上。这是个大事情，不是个小问题。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后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说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但过去有，以后还会有。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过去有些人是造反派，现在还骂造反派，可见他的思想变了，忘记了过去。过去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造反？打蒋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是什么呢？有些人把这些都忘了。当然，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最初组织红军时，就那么纯吗？不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怎能骂造反派没有好人呢？说造的派没有好人，岂不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领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派的老祖宗。
一个共产党员不造走资派的反，你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说这样的话，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共产党员就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反。当然对多数人来说是作内部问题、认识问题提出来的，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大精神，可以改造过来，但就这些同志来说，也要在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一番。有少数人可能改造不过来。两种矛盾可以转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向坏的方面转化；有的共产党员认识了，好转一些，或者说完全变过来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像是青天霹雳一样，一个早晨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他们现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误会，就对当前的一切都看不惯，总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复正常就好了。他们把发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个封了口的圈子里打转转。在工厂他们实行管、卡、压；在学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来；总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是一种典型的庸俗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向前运动和发展中；这些守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是反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群众冲掉的旧规章制度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钟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他们说这样可以推动积极性。他们就没有想一想，革命几十年靠的是什么？是奖金？计钟工资、计时工资吗？不是，我们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亿万革命群众，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说是搞物质刺激，苏修是搞得很厉害的，但搞得工业停滞，内外交困。如果那东西是灵的话，列宁格勒的工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群众觉悟？还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当然不是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但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物质刺激是两回事。提高劳动生产力，应该在技术革新、机械化方面想想办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么计钟工资、奖金，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污辱。我们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的是计钟工资吗？这些战士一个月八元钱，没有奖金，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思想。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搞，中央有两个部，就是搞这个，到上海去搞试点，被工人赶出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里吹一吹，希望读书班的同志回去观察这些问题，要敢于斗争；起码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有的地方提出来，能不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有个工人回答的很干脆，说不能。他说了三种情况，第一，管、卡、压的那套我们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够的我们反对；第三，在过去正确的，现在生产发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样。这个工人很懂得辩证法，他说得很对，事物发展了，我们领导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适应新形势。我们要坚决反对倒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不前的论点，悲观失望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仇恨社会制度的变革，拼命维护奴隶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孔子在鲁国当宰相上台七天，就杀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有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动另一部份学生鸣鼓而攻之。毛主席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台了；他虽然下了台，但复辟的心不死，他到处游说，看到大好形势就叫喊“礼坏乐崩”，认为更坏事。昨天“人民日报”转变了哲军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文章）
有些人对马列主义没有感情，对修正主义留恋顾盼、脉脉含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旧的东西非常留恋。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唯独共产主义的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斗争目标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对旧事物那样留恋呢？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志应该很好研究的问题。
我们主要是提醒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记住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项原则。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论政，军委不论军也不论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并亲自要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记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2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王洪文
1976。10。03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附录 1 王洪文同志生平简介
王洪文 （1935 — 1992） ： 吉林长春人。 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工人。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 1966 年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7 年初，与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领导发动伟大的上海“一月风暴”，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 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 年 8 月中旬到 9 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集团试图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誓死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 1973 年 8 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1974 年至 1975 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走资派邓小平。 1976 年在毛主席亲自定性下，积极参与镇压一小撮反动分子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1976 年 10 月 7 日 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华国锋、叶剑英等拘禁审查。 1977 年 7 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 年 1 月 25 日 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 年 8 月 3 日 瘐死狱中。 附录 2 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 3 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 70 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 17 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
1932 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 3 个月的《百家姓》。 10 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 17 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 （1958） 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 3 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