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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一样，都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与此同时，中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范畴。
“一国”就是要统一，“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9月24日草签了关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葡萄牙政府也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归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指出：台湾和大陆统一之后，其所享受的自治权力比香港、澳门等地区还要多。例如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中央不向台湾派出一兵一卒。
如果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则可在国际社会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定位，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二则可从大陆获得一切能源及原材料供给，并开拓巨大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从而彻底克服目前海岛型、浅碟型经济结构的弱点，养成经济长期稳定性发展的后劲；三则可对历史和中华民族作出交代，告慰孙中山、廖仲恺诸先贤在天之灵，也好让蒋介石先生归葬故里，了却遗愿；四则可以台湾的巨额资金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某些经验贡献给大陆。
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进入80年代以后，陈立夫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更迫切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
台湾虽风光秀丽，物产丰富，虽然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那毕竟不是陈立夫的故乡。
他的故乡在浙江吴兴。
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索怀于心的。
一别数十年，故乡常在梦中。
蓝蓝的海峡水把秀丽的宝岛和浩瀚的太湖隔成了两个天。
陈立夫十分思念自己的故土，思念尚在大陆上的亲人。尽管他思乡情笃意切，但还是未能到大陆上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陆上几十年来的变化。
如果他真的回到大陆，走了，看了，或许他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会有所改变，虽然也已过古稀之年，但他的思想却年轻的很，这与他曾在国外留学与隐居有关。
晚年的陈立夫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统一。
3．“台湾永远在中国的版图上”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陈立夫的思想也在变，他不是一个顽固不化者，这在老年人中是不多见的。
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台北召开。
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陈立夫等还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所能助成者。”
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呢？
陈立夫等认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方面，共信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在自信的基础上，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两岸统一。
为了建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