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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都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的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陈果夫在组织部内清党的成果使得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并对陈果夫能如此清楚地领会、执行他的意图，感到无比的喜悦，庆幸自己反共有了一个好帮手。
原来此时蒋介石虽已发动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但他羽．毛未丰，势力未厚，他不愿过早地破坏国共合作，引起国共统一战线破裂。更何况北伐在即，他需要共产党人来帮助他北伐，以扩大个人的威望。陈果夫清党“成绩卓著”，却没有用什么过激的手段来清除共产党，而是一点一点地达到了目标，并没有引起共产党的强烈反对。
在蒋介石看来，陈果夫反共确有办法。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海陆空三军。
7月，国民党召开M届临时中央全体会议，承认蒋介石为中央党部军人部长，原任组织部长一职由陈果夫代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个肥缺，陈果夫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得此肥缺，一方面固然是其反共有方，另一方面也确是蒋介石大力扶持的结果。因此陈果夫对蒋介石感激涕零，更加忠心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
陈果夫在出任组织部长之后，对部里的事务尽力避免与共产党下面接触，但暗地里，与代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相勾结，进一步实施“整理党务案”。
3．主办中央党务学校
陈果夫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防范，决定对国民党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为了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陈果夫决定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他们设想将党务学校办得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一所政治专门学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在武汉的汪精卫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高喊“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人漏网”，“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也开始了清党。
一时之间，“反共”、“清党”成了国民党内最时髦的口号。
4月底时，蒋介石在一次会上声称：前期“清党”虽以“极能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摒除共产党徒于党外”，但“各地仍有该党余孽暗中活动，或仍匿旧时共产党机关，藉口已经改组，巧自粉饰，或插入新兴团体，从中捣乱”，因此，还必须继续清党。
7月，蒋介石指令成立“清党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表面没有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清党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曾养甫、段锡明、吴倚沧、郑异、萧佛成等5人却是M陈的亲信，他们对二陈是言从计听，实际上二陈控制了“清党委员会”。
本来“清党”是由蒋介石首起，但汪精卫撕下“革命”的伪面具之后，不甘心“清党之功”为蒋介石一人所得，也极力想争夺“清党”之权。无奈“清党委员会”已为二陈控制，汪精卫实难插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吴倚沧代理，他是陈果夫一手提拔上来，也根本不理会汪精卫。因此，在蒋介石被桂系“逼宫”下野之后，蒋介石仍能通过二陈来“清党”，而汪精卫则无法介入。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推暂时维持中央组织部部务。蒋介石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陈果夫与蒋介石心意相通，遂在这年2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极力鼓吹“清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果夫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系统的阐述了“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
陈果夫等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精神亦日就淹没”。在他看来，共产党员从国民党机关中清除出去，但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用理论均来自共产党。“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指国共合作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强调现行“清党”就是要清除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
陈果夫首先强调要树立“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被他们篡改了的三民主义。他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这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的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非以自己的理论来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不可。
会上陈果夫多次发言，陈述自己对于清党的主张，他认为，要使清党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与蒋介石、丁惟汾一起拟定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交大会讨论。为了使清党有法可依，他又与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这些提案对清党的理论、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至于如何清党和整理党务。陈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体的布置。第一、关于基本理论。他们提出国民党要树立自己的理论，为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第二，关于组织。陈果夫等主张：“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各省党部以下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训练、宣传三部，于必要时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及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第三，关于整理党务的方法。陈果夫等提出：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委员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这次会议通过了陈果夫等人提出的各种提案，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国民党的各级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在会上由于表现“出色”，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
会后，陈氏二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决定首先从反共分子中选出“精英”人物，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全国各地主持清党。为此，他们对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动的，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然后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其熟悉环境，并从中观察其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之后，二陈便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些思想极端反共而又忠于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担任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各地去主持清党。
陈果夫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他把它看作是扩充陈家势力的好机会，所以这些党务指导员都必须对自己效忠，才能得以选用。在党务指导员出发前，陈果夫对他们逐一召见，反复交待，要求他们到各省市后认真考查挑选一批反共骨干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指导各基层清党工作。
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势力全部驱逐出各级党部，重新进行改组，由二陈亲信们取而代之。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完全被二陈所掌握，各地主宰党权的均为二陈的亲信。如江苏的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文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伴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宜、郭境恺等，绥远为赵允义、孙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呜等，汉口为李翼中、吴企云、单成仪等。这样，二陈通过这批亲信实际控制了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组织。
在整理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还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为了从严把关，陈果夫命令各级党部在党员登记期间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
党员登记时，应慎重考查，曾经加入本党以外的任何团体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登记的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在登记过程中，所有国民党员均要填交审查表，审查表中有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根据陈果夫的指令，填表者要在这些栏目中回答到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审查机关将以此来测验填表人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审查机关派员开展调查，在调查基础上进行评审。凡发现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由军警部门配合，进行清除、缉拿、逮捕、关押直至杀害。通过这种手段，陈果夫不仅从各级国民党组织中清除出共产党也清除出国民党左派及异己分子。这样，孙中山所创建的国民党，从组织到成员，其性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陈果夫在全国主持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决定对国民党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在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陈果夫将该科进行扩充，调进一些亲信，并由陈立夫任该科主任。陈果夫通过这次改组，把国民党组织部牢牢控制在手中，其中主要成员多为二陈派人物。
调查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及党员状况材料，打击和镇压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
陈果夫通过清党，不仅捕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而且也对国民党其他异己势力采取逮捕、杀害，如改组派成员王乐平。唐有壬，政学系头目杨永泰等均被暗杀。而陈果夫正是在主持清党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日益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和提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在蒋介石的帮助下，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届一中全会被推为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此前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