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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又不出声地抽烟，蓝色的烟缕牵挂着已逝的岁月，沉默了好久，又告诉我，长航那个老资格发了一通四十年前的牢骚，到了上车离去时才给他握了手，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听得出来，那是一个远去的烦恼，远去的已经远去了。
4。蒙哥马利
尊敬的朱汉雄同志越来越摸不清毛主席的心思了。
1961年9月，毛主席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湖南山甲所，头一天会见了二战时期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当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胜利饭店宴请了蒙哥马利。按照既定日程，蒙哥马利在武汉的活动到此结束，第二天早晨，他就要乘火车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所乘坐的公务车已经挂在列车上，早上7点钟开车。蒙哥马利就要上车了。
凌晨5点钟左右，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给姨父打来电话，要他通知蒙哥马利不要走，毛主席今天还要见他。姨父赶快打电话到蒙哥马利居住的胜利饭店，找到了湖北省外办副主任，让他将这一变动通知蒙哥马利；又接着打电话通知火车站，马上把蒙哥马利所乘公务车摘下来，不要把它拖走了。
蒙哥马利临时留下来，与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会见。
又让姨父吃了一惊的是，毛主席在第二次会见结束时，十分愉快地邀请蒙哥马利跟他一起游长江，眼下就去游。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邀请这位英国老头游长江，尽管他在二战北非战役中打得德国元帅隆梅尔丢盔卸甲，尽管他率领英国二十一集团军成功地实现了诺曼底登陆，但他毕竟比毛主席还要大六岁，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毛主席说游就游。姨父又分秒必争地把“江峡号”调过来、命令“水上卫队”开过来，确定游泳水域以及与之相应的码头和行走路线，让所有这些地方的保卫工作立即跟上来。
姨父记得，英国老元帅谦虚地对毛主席说，我这次没有准备，下次再来和你一块儿游泳。但他也被人群簇拥着，随同毛主席上了轮船。姨父还记得，蒙哥马利那天穿了一件很显眼的大红衬衣，正如一个早已退役的白胡子老兵，手抚船栏，面对江水，观看了毛主席游泳的全过程。
我对姨父说，我知道蒙哥马利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英国老头。他那次访问我国也曾到了洛阳。我当时是河南省一家报社的记者，得知蒙哥马利在洛阳剧院看了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以后，耸了一下肩膀说，战争不是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蒙哥马利被毛主席拉去看游泳有何观感。姨父只是说他静静地迎江风坐着，十分有耐心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蒙哥马利是1887年出生的，那一年七十四岁，即使他曾经是游泳健将，大概也不可以轻易接受中国长江的挑战了。
毛主席游水以后，刚刚上船，又表示要亲送蒙哥马利回胜利饭店。这又是一个意外。毛主席从来没有去到外宾下榻的地方迎送外宾的先例，事前谁都不知道毛主席还要去胜利饭店。胜利饭店在汉口，船要驶向汉口，在哪里靠船，走哪条路线，事先都没有安排。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毛主席坐的小汽车还停在武昌的江岸上。姨父与谢滋群紧急商量，临时选定汉口四维路江边的一个比较偏僻、因而也比较安全的靠船点；又赶紧通知还守在武昌那边等毛主席上岸的汽车和保卫人员，立即到汉口这边来。临时确定的靠船点是一个靠木船的码头。“江峡号”就靠在一条装卸砖头的大木船上。没人晓得毛主席会到那里去，因而那里最安全，没有引起惊动。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刚刚下船，汽车也从武昌那边赶到了这边。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同坐一辆汽车，直抵胜利饭店。
胜利饭店也不知道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亲送蒙哥马利回来。经理、服务员、管电梯的工人都没有到位，毛主席突然到了。姨父知道五楼有个会客室，阳台上可以眺望长江，一边让服务员赶快开门，一边打开电梯，请毛主席偕蒙哥马利到了五楼会客室。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在这里坐下来，寒暄了一番以后，姨父看见毛主席向旁边一伸手，机要秘书罗光禄就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毛主席接过来，送给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接过了那件东西，连连称谢。临时增加的一次会见到此结束。
姨父后来得知，毛主席头天见了蒙哥马利以后，当晚书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送给蒙哥马利的就是他亲笔书写的这一首词。
姨父说，毛主席邀请外国人一起下长江游泳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亲自送外国人到住地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书写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人的，也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就这样让蒙哥马利在武汉多呆了一天。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我们是摸不透的，只能无条件地紧跟。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5。直竖的漩涡（1）
“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啊？”
每当姨父面对保卫、接待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充满了崇敬、也充满了惶惑的疑问就日夜伴随着他。这是一个永远的悬念，一个不能破译的谜语。
1958年是我国经济领域盛行神话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了空前的艺术想像力的年代。毛主席忽然提出，他要下三峡游水。这比小麦或水稻要亩产万斤以上更加令人震惊。姨父经三峡护送过班禅、达赖，还护送过周恩来总理过三峡到重庆，又从重庆迎接毛主席经三峡到武汉。他多次通过三峡，知道三峡河道狭窄而险奇，水流湍急而怪异，是万万游不得的。
但是，一旦毛主席他老人家讲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当初毛主席提出游长江时，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劝阻不了，试图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的方式进行阻止而使得毛主席发了脾气，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已经在江面比较宽阔、流速却并不平缓的江水里“胜似闲庭信步”地多次完成了对长江的征服，那么，谁又能阻止毛主席以唯他独有的宏伟气魄和浪漫情怀实现对三峡天险的征服？
姨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人力对三峡天险的险情进行认真调查，要么用事实纠正自己所谓“三峡游不得”的右倾保守思想，要么用事实让毛主席改变念头。在武汉与重庆之间，他和他的同事们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还通过长江航运局，在宜昌港等很多地方作了调查。一次次的调查证明，三峡实在游不得。
三峡不仅航道弯曲、狭窄，且水流怪异，遍布险滩。俗话说：“清滩、叶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清滩、叶滩水凶浪急，所以岸上都有绞车，白木船、机器船顶水上行都要绞车绞。历史上只有加拿大造的“荆门号”和“夔门号”轮船马力大，可以不绞滩。其他船只到了这里，既要船上加足马力，岸上的绞车还要用钢丝缆绳，好多人“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绞船，才能过得去。人到这里游水，要找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真是比登天还难。崆岭是从长江南岸伸出来的一个石头山崖，上面写着三个字：“对我来。”船到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转舵，一定对着它来，船到那里自然拐弯，一转舵反要撞船。如果到那里游泳，能够“对我来”吗？
三峡里还布满了凶险异常、变化无常的漩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不同的危险点，一年四季变化无穷。随着降雨量的不同、水位高低的不同、流速快慢的不同，漩涡变成了出没无常的“流窜犯”。因此，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三峡是不可以夜航的，历史上也没有给后人留下科学的水文资料。姨父只能从长江航运局找到一本原始资料，是清朝以前的石印版本，除此，再也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了。
长江从宜昌到万县以至到重庆这一段，有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职务叫“领江”，相当于在对外港口行使国家主权、对外国船只引进引出的引水员。“领江”出现在三峡的内河航线上，则完全是由于航道、水流的怪异和凶险。“领江”们不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豪情万丈的征服，而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小心翼翼的敬畏，懂得三峡水得罪不得，懂得顺着它的坏脾气引导航船，才成了三峡航道上的权威。比如，宜昌、万县之间有一个很出名的“领江”叫杨大兴，他上船、下船，都要用滑竿抬着他，他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抽大烟。据说在宜昌、万县之间，他在每一个港口上都有一个老婆，走到哪儿，他都有家。解放了好几年，三峡航行还离不了这个人，还要用滑竿抬着他。开船时，他往驾驶室里一坐，把那根老长的四川烟袋往窗户上一靠，驾驶员就连忙给他点火。他磕磕烟袋锅，就赶快给他装烟。他抽着旱烟袋，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边的江水，从来不喊“左几度、右几度”的口令，而是把手伸出来，大拇指头跷起来，向左边一歪，就是左边多少度；向右边一歪，就是右边多少度。驾驶员自始至终盯着他的手指头。
1954年，姨父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交际处长，乘船去重庆护送达赖、班禅的时候，杨大兴这个瘦老头就大模大样、不伦不类地坐在轮船的驾驶室里，驾驶员还得恭恭敬敬伺候他老先生抽大烟。大胆地想像一下，如果在“江峡号”上或是在“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上，坐着一个跷起大拇指的杨大兴，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
姨父在调查中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木筏子绞到三峡的漩涡里，木筏子就出不来了，只能在漩涡里晕头转向地打转转，转着转着，木筏子就陡地直立起来，半截朝天，半截插在水里，又转了几圈，就哧溜一下子钻进了江水里，到了下游很远的地方才漂了出来。那么，如果人下水、“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下水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朱汉雄同志不是不可以在三峡里找到一两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游水，但是，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水的初衷。
事实已经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姨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组织人力做了一次特别的试验，就是借用一根防止船和码头碰撞而拴在大船旁边的木头，大约四十厘米见方、接近两米的长度，假定它是一个人，把它丢在看起来还算平静的江水里任其漂游，它漂着漂着，竟然也直立起来打转转，倏地钻进了江心。姨父又想起那位警卫队长没有亲自下水试验而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往事，心想自己少了半截胳膊，就是下水试验，其试验结果也是缺乏典型性的，就让一个身强力壮的科长系着绳子下水试验。科长陀螺般地打起了转转，就急忙把他拉出来了。
5。直竖的漩涡（2）
无论怎么说，也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但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辞辛劳地从万县下面的三峡入口处直到宜昌上面的三峡出口处穿梭般往返，分段勘测了三峡在一般情况下的流速、水位、险滩和航道宽窄、沿岸地形、码头、村庄和居民点，以及这些地方的社会状况、敌情状况，比如“五类分子”状况，又像设计院搞建筑工程设计一样，绘制出来了二三十张图纸，每张图纸都晒制若干份，集印成册，一份一份地整理出来，上报省公安厅和省、市领导，并在警卫处留存了资料。
姨父最终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斩钉截铁地作出“游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