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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最终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斩钉截铁地作出“游不得”的结论，而试图让调查得来的事实本身导致这个结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姨父朱汉雄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却把发言权上缴了。
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1）
姨父的上级似乎也不敢轻易使用有悖于毛主席意愿的发言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图纸，听了口头汇报以后，又指派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牵头，由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在中南海工作过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国扬和朱汉雄同志参加的考察组，再次考察三峡水流情况。
那是一个十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十分重视“人有多大胆”的年代。姨父忽然感到，不应当仅仅向上级强调三峡水流造成的客观条件上的艰巨性，还必须从水上保卫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上动动脑筋。在谢滋群率领考察组就要出发的时候，姨父又绞尽脑汁，郑重提出，鉴于三峡水流凶险、怪异，水上保卫任务需要空军部队的大力配合，充分发挥直升飞机机动灵活，不受制于急流、险滩的优越性，提供空中支援。
我没有笑。我相信姨父朱汉雄同志的建议不是出自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而是出自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谢滋群十分欣赏这个建议，立即向王任重作了汇报，王任重当即采纳了这一具有独创性和想像力的建议，让姨父马上找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协商。
刘丰问，你找我干什么？
姨父讲，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泳，三峡两旁是大山，水又那么急，保卫工作靠轮船、靠人力是很难办到的。
刘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
姨父说，能不能出动直升飞机，从空中采取保护措施？
刘丰说，怎么不能？当然可以！
姨父说，事不宜迟，三峡考察组明天就要出发。
刘丰说，好好好，我马上落实。
刘丰的电话打到了远在河南安阳的直升飞机团。当日夜晚，直升飞机团团长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刘丰亲率这位团长参加了考察组。
考察组到了宜昌，受到宜昌地委书记、专员的热情接待，请大家看了汉剧《柜中缘》。台上调情，往台下抛手绢。姨父发现，面临重大决策的考察组军政要员仍然表现了极佳的兴致，互开玩笑说，接住呀，快接住呀！
接着，谢滋群就带领考察组，乘坐长江航运局提供的“航川号”“专船”进入三峡，在宜昌和奉节之间往返多次，用目测的方法对三峡水流作“船上观”。在别人看来，这就等于是游山玩水。宜昌军分区一位领导人向省委告了一状，说这是什么屁人哪，干什么屁事呀，有什么资格开着一条船在江上跑来跑去，干么事呀？这一状告得考察组颇有些紧张。王任重给考察组撑腰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我给他讲一讲就是了。
考察组安下心来，又出了三峡，到了万县。
我越来越感到姨父是向我讲述一个幽默而荒诞的故事。好像考察组是在心照不宣地考察一个已经有了结论的事情，三峡水流的险恶是明摆着的，考察结论在这次考察以前已经心知肚明，好像只是为了表明这次考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只是为了表现地方和军队干部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为了落实领袖意图而竭尽全力的工作精神，而在延伸着考察的过程，并在营造这个过程中的快乐。
在三峡里走了过场之后，才到了可以宣布考察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往回走了。刘丰却不愿轻易放弃以如此重大的任务为由出来跑一跑的机会，又对谢滋群说，他想到重庆看看。谢欣然同意，又用了一天时间，把“航川号”开到了重庆，受到重庆外事办公室的热情接待，从而扩大了考察的内容，看了白公馆、渣滓洞，还捎带着跳了交际舞。四川的同志知道了考察组的任务，就不无嫉妒地喊叫起来，啥子？主席要游三峡？这么重要的事情为啥不给四川通通气哩？三峡大半截在四川，我们四川也应该分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嘛！姨父说，这个事谁也争不得，你们请示公安部就是了。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好像只有直升飞机团团长表现出忧心忡忡、不堪重负的样子。就要回去时，他才鼓起勇气说，直升飞机来三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的光荣，但是，从安阳到三峡，距离是很远的，直升飞机必须有它的落脚点，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从河南安阳起飞再回到安阳加油是不行的。直升飞机保护自身安全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三峡从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电缆、电线，这个玩意儿跟直升飞机是互相矛盾的，碰上这个玩意儿是受不了的！
姨父不知道考察组怎样向公安部作了报告，只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坐飞机来到了武汉。他说，他还要亲自考察一下。但他并未在三峡逗留，只是带着姨父手下的警卫骨干和“水上卫队”的游水能手，坐飞机从天上越过三峡，到了重庆。跟着他飞了一趟的人回来向姨父汇报，一到重庆，罗部长就叫大家跟着他看川剧，是啥子《滚灯》，锣鼓叮当响，嗓子嗷嗷叫。我们这些湖北佬什么也听不懂，看不出奥妙，又不敢走，只好老老实实地坐着。罗部长在前边看得哈哈大笑，我们在后边直打瞌睡。姨父说，你们不会享福哇，跟着罗部长看川剧，是你们的好福气！
姨父不知道罗瑞卿大将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紧接着，我国经济领域空前高涨的浪漫主义精神受到了严重挫折，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三峡游水计划也没了消息。姨父没有听说毛主席再提这件事，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再提这件事。姨父巴不得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姨父说，总之，我绞尽了脑汁。
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2）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又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那时，姨父已奉调到了广州，为了“战备”的事情出差到了武汉。毛主席住在梅岭一号，他就住在紧靠梅岭的南山客舍。毛主席去长江游泳时，他又看到“江峡号”停泊在江面上。陪着毛主席下水的，仍然是他亲手创建的那支“水上卫队”。毛主席身边的随员还是他原来熟识的随员。但他已经不在其位，不能参与其事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那是一次大肆宣扬的游泳。过去，出于保卫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多次在江水中游泳都是极为保密的，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他看到江边竖起了高大的牌坊，江面上飘着一排排赫然入目的大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十三年前蛇山发出的欢呼，已经有组织地变成了规模宏大、震耳欲聋的山呼海啸。次日，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传扬着同一个“特大喜讯”。毛主席的健身运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强体健身的意义。
姨父说，他远远地望着江面，望着奔腾远去的江水，搞不清这次游泳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大河上下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七 燠热的羊城
1。鸡爪子与红卫兵（1）
1964年12月，姨父奉调到了广州，任中共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办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卫和交际、接待工作。
1966年，姨父到中南局工作仅一年多，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出来了，是武汉“外事办”的造反派送到广州来的，揭发他特别爱啃鸡爪子，乃至于搞出过名噪一时的“鸡爪宴”。是可忍，孰不可忍？
姨父承认，大字报的揭发完全属实。他说，我爱啃鸡爪子是出了名的，武汉那些爱啃鸡爪的人都是我的徒弟。1954年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总理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的朋友到北京聚会，让我去做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时候，我在火车上买了你们河南的“道口烧鸡”，第一要吃的就是鸡爪子，第二要吃的是鸡翅膀尖子，第三要吃的是鸡头、鸡屁股，我别的都不要。有人笑我，哎，你这个人怎么光吃别人不吃的东西？我说，那是别人没有口福，这是我的专利。现在我老了，不吃鸡头了，嫌它吃起来太麻烦，鸡屁股也不怎么吃了，可这鸡爪子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姨父想不明白的是，爱啃鸡爪子到底是受了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恶劣影响和严重腐蚀呢？这跟“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千年大计、跟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乃至于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姨父曾遥问苍天，爱啃鸡爪子的习惯你改得了吗？姨父自己答道，改不了的呀！这就叫毛病。这就充分说明，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点小毛病的人，死不改悔地爱啃鸡爪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我对党、对人民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这是鸡爪子和一切别的爪子以及不是爪子的别的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姨父追根溯源说，卤鸡爪原来只是四川、广东的“下里巴人”爱吃的东西，是他儿时在永兴场难得享受一次的美味。后来到了武汉，管了那么多的大酒店、操办过那么多的高级宴会，鸡爪子却成了扔到泔水桶里的废物。他痛感这是暴殄天物的行为，就动员那位给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把鸡爪子搜集起来，用卤汤烹制，煮至半烂不烂时住火，其状如佛手，色似橙橘，食之如孟子舍鱼而取之熊掌，细嚼慢咽而余香满口，成了下酒、佐餐的佳肴。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时，中央委员们齐聚武汉，后厨每天都要剩下整筐整桶的鸡爪，姨父都让杨纯卿如法炮制了。一天夜晚，中央首长深夜散会。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来到小餐厅吃夜宵，看到姨父正在啃鸡爪，也跟着啃了一只，大声称好，就打电话请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分享卤鸡爪之美味。杨尚昆也咂着嘴连说好吃，又把电话打出去，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贺龙、李先念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都闻讯而来，在东湖南山甲所的小餐厅里围桌而坐，大嚼川味卤鸡爪。大家吃得兴起，干脆丢掉筷子，有说有笑地下手抓起来吃。杨纯卿又不失时机地煲出了味极鲜美的鸡爪羹，从此，卤鸡爪与鸡爪羹相得益彰，就有了名噪一时的“鸡爪宴”，而且成了杨纯卿大厨师的保留节目。每一次盛大宴会所剩下的下脚料也从而得到了神奇的利用，变成了雅俗共赏、南北统吃、男女同享、老少咸宜的美食。历史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年代，已经其乐无穷地吃出了新的水平，鸡爪子已经美其名曰“凤爪”了。
“鸡爪子”问题没有给姨父带来太大的灾难。他分管的安全保卫、行政和接待、旅游工作，跟那些站岗的、开车的、种花的、做饭的基本群众关系亲密，没有人利用“鸡爪子”抓住他不放。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时，中南局就让他分管了南下红卫兵的接待工作。红卫兵来广州串连，要有住的地方，冷了要盖毯子，写大字报要用大张的新闻纸，撒传单、发声明要用油印机，事事都要找他。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红卫兵又向他要汽车，而且是小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