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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