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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颁布敕令，正式宣告投降。重庆再被更巨大的沸腾着狂欢的浪潮，没一次顶。
“八年啦，这可熬出来啦！”人人这么舒畅地，喘口大气！
“十四年啦，这可熬出来啦！” 自“九一八”事变，失掉家乡的东北同胞们，舒畅地喘口大气。
“五十一年啦，这可熬出来啦！”自甲午一战，失掉家乡的台湾同胞们，舒畅地喘口大气。
“哼，上百年啦，一直受列强们的蚕食宰制，这可熬出来啦！”每一个黄帝子孙，都为从此纷碎了一切帝国主义的枷锁，舒畅地喘口大气！
“醒亚，我可也熬出来啦！”美庄舒畅地喘口大气，“我已经为你苦了一年！”
五十四
美庄说为我苦了一年，实际上她确实和我共过了半年俭朴生活；自我从贵州前线回来，她逐渐又回向贵族生活的边沿；胜利的到来，再度为她的心灵作了一次最有力的“装甲”——从此完完全全地，重新返回旧日的奢侈生活。她必认为她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因为她有充分理由：“抗战胜利了！”
我已经一连陪美庄玩了好几天，打牌、跳舞，一律奉陪。我无法拒绝她，因为她把“抗战胜利了！”挂在嘴边。而我不能说：“抗战还未胜利。”
报社工作比以前更繁忙了，我无法多和美庄聚首。在这一短时期，重要新闻纷至沓来：
先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送上一件给他们三国政府的声明，文内说：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或缔结受降协议时，不能代表中共解放区；中共解放区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并收缴其武器资财；中共解放区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受降及处理受降工作，并将自组代表团参加对日和约及联合国会议。接着，朱德更以“延安总部” 的命令，指使各地共军向已经投降的日伪军队猛攻，并且疯狂地破坏全国铁路和其它交通设备，八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怨声中一变为“扒路军”。再接着，朱德向国民政府蒋主席通电，完全将当年中共自己写就的“共赴国难宣言”，和自己要求的将红军编为八路军在政府指挥下的抗日效忠信誓，丢在脑后，竟在通电中声称：“你的军队怎样怎样，我的军队怎样怎样！”那种蓄有数量可观的私人军队的口气，真令所有以前的军阀黯然失色！再接着，是政府的委曲求全，一连三电延安，敦促中共首领毛泽东驾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再接着，是毛泽东延不成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往延安相迎。终于毛泽东在八月底姗姗而来，并且在陪都各界的酬酢中，振臂高呼：“拥护蒋主席！蒋主席万岁！”表演了一幕最精彩的“活报剧”。再接着，是毛泽东悄然北返；各地共军依然故我，甚而变本加厉地扩大战乱，使我们赢得了胜利，赢不到和平——
采访，撰写，我每天的记者生活十分紧张，心情万分沉重——
时间与心情，都不容许我再和美庄每天都过“八月十日夜、十五日夜”的那种狂欢生活。为此，美庄频频向我抱怨：
“胜利前，你要我吃苦，胜利后，你又不陪我玩，你想送我去做修女，是不是？”
这期间，人人忙着还乡。我当然也希望能够迅速回到北方。尽管中共大言不惭地声称已派出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实际上国军已经陆续空到达平津。邮政恢复了，我立刻给天津的姑母一家寄了信去，并且迅速地接获表哥及表姊的覆信。
他们的信上说：表嫂前年生了一个男孩，表姊去年春天结了婚，姑父仍在海关做事，姑母很壮实，她们全家每天都仰天看望国军的飞机，渴望最近我能搭机飞回天津——表姊一向细心，她的信写得很长，把天津市民如何得知日本投降，如何庆祝，如何欢迎盟军在塘沽登陆，如何欢迎第一批国军开入市区，写得非常生动，我稍加整理，改成通讯稿的形式，交给报社发表，那是胜利后各报第一篇实况报导天津的“特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此前，各报仅有简单的拍自天津的电讯新闻。
同时，一直生死不明，然而死的可能极大的贺大哥，也给我寄信来了，他已经在姑母家得知我的通讯处。感谢天哪！他竟还活着！他竟还活得好好地！我把他的信一会儿放在嘴边狂吻，一会儿又把它热烈地捧抚在胸前，贴近心房，更一面连连不断叫着：
“贺大哥，贺大哥——”
贺大哥的信上充满九死一生的庆幸与重睹天日的欢欣，信尾他令我不解地写出：他被捕入狱后，完全是由于我的援助始免除一死，特先遥远向我致谢，详情容不久面晤细叙——
我实在想不出贺大哥为何指我救他出狱？我直怀疑他别是愉快得发狂？或是在日本狱下中受尽折磨而神经出了毛病？才会在信尾写出这么一段怪异的话！我马上寄航空信给他，另外寄信给表姊、表哥。他们三人都又有回信来了，证明贺大哥不但精神正常，而且目前正紧张忙碌地担任着平津地区的肃奸工作。贺大哥的信上只是三言两语，他说实在没有时间多写；表哥和表姊的信上写着：贺大哥被捕后，被送往北平审讯，由于我的营救——应该说是由于我的间接营救，贺大哥得免死刑，坐牢两年，得重获自由——究竟我是怎样间接救援贺大哥的呢？他俩也未说明，只是表姊在尾上加写了一句：“那一幕营救工作，曲折而令人感动——”。
贺蒙也有信来了，说他们远征军即将“班师回朝”，希望不久能在天津和我重逢。紧接着，另一件更，更令人兴奋的好消息降临了！报纸分别派出特派员到京沪、东北、华中、广州，和平津；而我，竟能和那许多位资历很深的报社同事，获得同样的荣誉和重任，我被派往平津。
那时，国军重兵均集结西南，赶赴各地受降所需的交通工具甚为缺乏，飞机船只已感不敷应用，再加上政府派出的各省市接收人员，亦须尽速赶往收复区展开宣抚和行政工作，所以老百姓们立即还乡的愿望无法实现。性急的人，竟雇木船，冒极大的危险，穿越三峡出川，可是部分人都愿意珍惜这八年离乱后幸仍健在的生命，排班登记，候车候轮，平安回家。他们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谁要能够提前走掉，便成了大家极为羡慕的幸儿。想不到，幸儿中竟也有我的份儿。
这应该是我离家五年来，最大的一桩喜事；然而，却铸成我和美庄之问最大的一次误会。
我不能同时偕美庄飞津，因为飞机没有多余的座位。那种机位，在当时是多少金钱也无法购到的。我对于自己先行，确也感到对美庄歉疚；我已一再劝慰美庄，要她耐心地度过这次小别，一旦机位稍形宽松，她可以立即搭飞机到天津去，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可在天津结婚。
美庄坚决地反对我接受报社的任命，并且严厉地责斥我对爱情的负义！
“你亲口说的，爱我第一，爱新闻工作第二！你亲口说的，甚么都听我的！你亲口说的：‘下次不敢！’ 现在你又‘敢’了？我可不要再听你第三次、第四次向我说：‘下次不敢’——”她向我滔滔地讲个不停，“你天津有姑母、有姑父，有表姊，有表哥，还有一个甚么贺大哥，你急于想去和他们相会，而置自己的未婚妻不顾，还好意思说爱我第一，我看哪，你的姑父母、表哥姊，贺大哥才是‘第一’，每一个识与不识的天津人也都是‘第一’；而我郑美庄，不过是个‘第末’！是‘倒数第’”！”
我想用已往的方法——以沉默抵抗她的“连珠炮”，过去，她有时候自己喋喋不休说累了之后，会自动休止，或感觉出有些过分，也会转向我致歉。可是，这次，我的沉默全然失灵了。她的话似乎永不中断地说了下去：
“你要是政府派的天津市长，或是华北地区受降官，我绝对不能阻挠你前往；然而，你又是跟上次去贵阳一样，去采访新闻！四川今后难道就没有新闻给你们采啦！我早就讨厌新闻记者这一行道啦！你可以改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昨天已经跟爸讲好，只要你肯留在四川，他可以马上发表你做他的总务处长，经理处长或是副官处长！这都是些重要而必须是由自己一家人出任的官位呀！”
“我不想做官。”我实在忍不住回答她一句。
“你不想做官？”她双手把腰一叉，来势汹汹地，“唱甚么高调？你读政治系干啥子？读政治系不想做官？真是骗骗三岁娃儿的鬼话！你说你说，你读了四年政治系而不做官从政，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国家供给你念了四年政治学的贷金吗？”
“美庄，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谈，你这样不是强词夺理吗？”
“谁强词夺理？”她继续叉着腰，瞪着我说：“你晓不晓得我为你所学非所用而着急，而失望，而感叹？政治是甚么？老实讲，政治就是做官。当然你又会驳斥我说甚么政治不是做官，说甚么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国父的话。我承认国父没说错；可是，管理众人之事还不正是做官吗？一个人不出去做官，坐在家里能管理谁？谁又肯让他管理？你学的是管理众人之事的知识，你偏不去担任管理众人之事的工作，硬要当甚么鬼新闻记者，新闻记者能管理谁呀？”
“我不想摆上官架子去管理谁；我想以一个平民的身分以虔，以热情，去影响谁！这正是新闻记者的工作特质。”我靠近她，把她叉住腰的双手拉下来，耐心地、和颜悦色地对她说，“美庄，我老早就想要对你解说我的看法；我并不卑视做官的人，对于一位真正效忠国家，为民服务的好官员我照样崇敬；我个人非常醉心民主政治，因此我愿意先从事新闻工作，一方面可以多在报端鼓吹民主政治，一方面可以多在报端替老百姓说话，做人民的喉舌。这依旧可以算是政治工作，不过不是直接的管理，而是间接的影响。你也许怀疑‘影响’ 这个字眼太微弱，太空洞，太虚无飘渺了；不，影响的力量，看似无形，却比有形的更大，更深，更广——美庄，我们既是终身伴侣，希望你能多鼓励我在这方面努力。”
我说得恳而热情，满以为可以打动美庄的心；美庄却把我拉住她的手一甩，立刻又恢复了叉腰的姿式：
“你的‘膏药’卖够了没得？这一手倒不愧是政治系高材生！我不要听你的伟大理论！你今天替这个人说话，明天做那个人的喉舌，你怎么不替我说话，不做我的喉舌？我不是老百姓？我不是人民哪？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当了人家未婚妻的女人就不是老百姓或人民啦？我告诉你，你要负担起一个未婚夫的义务，我得享受一个未婚妻的权利。”
我痛苦地摇摇头，实在无话可说。
“你大学念完了，方帽子戴上了，好神气呀！”她气忿忿地坐在沙发上，“我还差一年才毕业，难道就应该半途而废！永远被人指为大学没读完，永远被人指为不如你吗？”
“美庄，你愿意念完大学，我十二万分赞成。我以前答应你代你写的毕业论文，在我走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