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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作为一个教书匠，读书写字，本是自家的功课，时间一久，就变成了习惯。每天如果不看几页文字，几天不写上几个字，心里就空得慌。据说，古代有写了文字，不求人知而藏之名山的，近人也有宣称，写东西只为自娱自乐，根本不想发表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除了曾经写过的情书和偶尔写过的日记之外，写了就想发表，比较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想把文字变成铅字，换些钞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自己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卖文为生。
理想化为现实，或者梦想成真，其实是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种不那么有品味的梦想。你会发现原来你的梦想居然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劳作：在媒体的催促下，隔几天就要交作业，生命不息，作业不已。于是突然悟到，为什么佛家要用“业”这个概念，来概括说明人觉悟前的行为意识，真是生命有涯，苦海无边，作业难休。
当然，没有人强迫我，如果我能横下一条心，把钢笔和电脑都扔到垃圾堆里，把书一把火烧了，从此披发入山，或者下海，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做不到。古人有把读书人比成吞砒人的，那时候没有鸦片之类的毒品，没事给自己找病的人就小剂量地吃砒霜玩，时间一长就成了瘾，明知道对自己身体有害却还要吃。读书的行为，有点类似，有上瘾的感觉。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的小说，说是在法西斯德国时期，某博士被纳粹抓去，不上任何刑罚，也不关集中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看书，几乎活生生憋死；后来冒险偷了看守一本关于国际象棋的书，在关押期间没日没夜地研究，从来不知棋的他，等到自由来临的时候，已经成了举世无双的高手。小说也许是虚构的，但我对书的痴迷，却的确是文化革命的时代，革得遍地找不到书这种情景逼出来的。
余生也晚，“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才9岁。不过，不幸的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刚刚学会看书，不光看有画的小人书，还能看有字的大本书。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刚刚学会某种“本事”的时候，往往是最为着迷的时候，跟刚学会骑自行车，刚学会下棋一样，都劲头大得不得了，黑里白里就想这个，任谁也拦不住。可是，大家都知道，恰在这个时候，全国上下开始烧书了，一个“封、资、修”，就把几乎所有我们能看的书全伙囊括了，古代的都是封建主义，外国的都是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是修正主义。就连家里有马恩选集，都会被指责说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有教条主义之嫌。革命开始的时候，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看热闹，不用上课，天天玩，打群架，还挺兴奋，可是时间长了，没有东西看，总觉得饥渴得慌。没等革命的热火劲过去，我们一些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们开始私下传起了书看。这些书，都是烧余抄剩的孑遗，有心人冒险藏起来的，不过都挺好看，有小说，也有别的东西。由于属于非法行动，而且狼多肉少，每本书传到手上的时候，规定的阅读时间都很少，少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本500页左右的小说，居然给你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好在，那个时候，饥渴到了近乎疯狂地步的我们，看书个个都像是吞，可以一页一页囫囵个地咽下去。算起来，我肚子里大部分的外国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四大部中除《红楼梦》之外的三部，都是这么看完的。当然，比起那些能看到内部灰皮书的人来，我们在黑龙江农场所读到的东西，肯定属于小儿科，不过，那却是跟我生命的那一段息息相关的惟一精神食粮。
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坏了的水手，获救后总是掩饰不住对食物的疯狂欲望一样，我眼下对书的感觉，多少有点饥渴久了之后的变态。最大的毛病不在于总是要看书，而是看得快，看得杂。待到能写或者写了有人要的时候，看了以后，就还要写点什么。2005年结集的随笔集《历史的坏脾气》，由于出版日期大大拖后，所以，这本书刚刚卖了几个月，我发现一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又可以出一本了。
现在这本集子里，虽说大多是写给报刊的专栏文章，其实还是读书的感想，东一点，西一点，点到为止，每篇都不长，每令读惯了长文章的朋友感到不解气。《历史的坏脾气》出来的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书放在卫生间里最合适，方便一次，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一篇。我的东西，大雅之堂肯定是上不去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去，在单位，地位很边缘，做的事也很边缘。写随笔也就是图大家一乐，如果乐了之后还能想起点什么，当然更好。
这样说，也许一向对我有学术上期许的人们，尤其是我的学生，会感到有些失望，说怎么这个张鸣怎么这么俗，怎么离学术越来越远？当然，学术我还是会碰的，大块的文章偶尔也会写上一篇两篇的，像从前在《读书》上发的那种，别人看来学术性比较强的随笔，也还会写。但是，我虽然身在高校，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学者，所以，对我来说，写东西就是要说事，借事讲道理，其实并不太在乎说的这个事和道理算不算是学术。对做历史的人来说，首先必须追求真实，不能不顾事实，没有根据地乱说；其次要写得明白晓畅，让人读了舒服；当然，道理讲得也能令人信服，而且若有所悟，那么，就更好了。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思想的缺失显得比学术的落伍更加严重。在千人一面、千口一词的境况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只是看起来怪，本是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的常识而已。可惜，现在国人已经把常识忘记了。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后，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的。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更一表人材，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兆铭（汪精卫）之德，都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步。据说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不论多情的楚娃，还是“天下白”的越女，到处流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涂，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的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粘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后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有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民政总长，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后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僮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无考，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