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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Ｋ嫉�304 英亩，驻扎着一支首都卫戍部队。这支部队平常保持战备状态，但其任务并不是保卫华盛顿，而是为华盛顿举行的各种庆典提供军事人员。他们住在一排排崭新的砖房里，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四周是茵茵的草坪。巴顿非常喜爱这座军营，它靠近首都，便于与华盛顿的大人物保持联系，获取各种信息。它拥有美国陆军最好的马术设备，包括一座巨大的跑马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马术训练和各种马赛。
巴顿的事业与迈尔堡似乎有着一种不解之缘。
1911 年冬，他的仕途是从这里起步的。1920 年与坦克兵分手后，又回到这里。在第3 骑兵团担任中队长，相当于步兵的营长。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这个新职务不过是一个闲差，其任务是为葬礼提供勤务，即负责把从全国各地运到华盛顿来的阵亡军人尸体护送到阿林顿墓地埋葬。他要在联邦车站迎接载运棺材的炮车，然后在缓慢、庄严的气氛中护送它穿过市区、走入墓地。这种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仪式对性情急躁的巴顿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不过，他通过高强度的运动找到了生活中的乐趣，以弥补内心的空虚，刺激一下麻木了的身体和灵魂。
巴顿深深地迷上了马球，而且水平还相当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马球是最适合军人的一种运动。从事这项运动不仅要求运动员具备强健的体魄、准确的判断和专心的精神，而已还要求运动员能够快速反应、当机立断和协调配合。1919—1934 年，巴顿的军衔一直是少校，但在马球运动方面，他从3 分球运动员跃升为7 分球运动员，并且当上了令许多球手垂涎的陆军马球队队长。在马球运动中，巴顿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此外，巴顿还喜欢参加马展、赛马和游猎。他在全国各地的马术比赛中，共获得400 枚奖牌和200 个奖杯。此外，他还抽空打网球，手球，进行飞碟射击，飞行表演等等，似乎有着使不完的精力。
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巴顿夫妇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他们在迈尔堡过着豪华的社交生活，形影不离。一次，他们到杜旁特广场附近的朋友家去参加宴会。巴顿身着戎装、佩带勋章走进华丽的前厅时，边上的一个酒鬼以挑衅性的语言讽刺他是“假英雄”。比阿特丽丝忍不住向酒鬼扑过去，把他从椅子上扔倒在地，在地上与他打成一团，并用拳头猛击他的面部，直到巴顿把她拉开，才算罢休。她绝不容忍任何人玷污丈夫的荣誉。
巴顿酷爱读书，来迈尔堡后又买了大批的新书，绝大部分是历史和军事著作。他一端起书本就常常入了迷，拼命地从书中汲取营养，如果不是妻子提醒，他常常会忘记吃饭和睡觉。他认为，一个不读书的军人只能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不会有大的作为。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配当将军，才能取得巨大的军卡成就。战斗的成功取决于头脑而不仅仅是力量。
1923 年上半年，巴顿参加了赖利堡骑兵学校高级班。由于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为此，校方特意请他给学员们作报告。在一次讲演中，他深刻地分析了拿破仑手下的无帅的成败得失，他的最终结论是：“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随后，他又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此间他送给妻子一张照片，并解释说：“很遗憾，它并不像我希望看到的那么勇猛，但或多或少有点普鲁士的样子。”圣诞前夕，家中传来弄璋之喜，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巴顿作为1924 年班的荣誉学生（占学生总数25％的优等生），被暂时分配到参谋团工作。一般来讲，凡是分配到参谋团工作的军官都是出类拔萃、前途远大的学员，此后，作为参谋团的军官，他先后到斯科林菲尔德兵营和夏威夷军区任职，先当人事处长，后又当情报处长。这期间，他尽可能多地与部队生活在一起，顽强地锻炼身体。他还划船和钓鱼，并一如既往地阅读历史，研究战争，发表演讲。
他喜欢夏威夷四季不变的气候，并以固有的阶级偏见欣赏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他很快就结识了夏威夷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并与他们打得火热。与迪林海姆的交往便是一例。沃尔特·迪林海姆是个英俊潇洒、富有魅力的年轻人，因搞土地投机而发财致富。由于迪林海姆和巴顿都喜欢打马球，两人在当地贵族子弟举办的马球赛上相识，并很快交上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巴顿听说好友艾森豪威尔进入了指挥与参谋学院，于是就把他在校学习时的笔记寄给他，艾森豪威尔后来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巴顿认为他的笔记肯定起了作用。在这一时期，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经常在信中探讨一个问题——领导艺术问题，经过多次讨论，他们认为：只有靠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使士兵转变为斗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士兵具有进攻精神。如何在战斗中激励他门的斗志。对此巴顿曾经大发年骚，他说：“理论家关于领导艺术的著作数不胜数，但谁也未能解决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在夏威夷任职期间，巴顿父母先后去世了。他悲痛万分，常常泪流满面，伤感之中，他写了一首献给爸爸的小诗，诗中说：
啊！亲爱的爸爸，
您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
最亲爱的人！
父母给他留下了大笔遗产，包括大量不动产和20 万美元的债券。但他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让妹妹尼塔继承。三年后，姑姑安妮也离开了人世。这三个人一直都是最关心、最疼爱巴顿的人。他们未能看到巴顿功成名就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巴顿为此而感到惭愧和不安。后来，他在一封写给已故妈妈的信中悲凉地写道：“亲爱的妈妈，……请原谅我，我一直祈祷要为您做出一番事业，以表达我对您的爱，证明我是您的‘英雄儿子’。或许我还会有所作为，但时间不等人，我已经46 岁了。”
在夏威夷，他又改任计划与训练处长，这是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职位，因此办事格外卖力和认真。但由于他对上直言敢谏，对下办事专断，态度粗鲁，得罪了不少人。任职7 个月，就被解职，重新担任情报处长。
在和平时期，情报处长的工作并不那么忙，所以巴顿有大量时间来清理自己的军事思想。他认为，战争中的伤亡是难免的，而耽误时间则是犯罪。进攻的目的就是“给予敌人以死亡、杀伤和打击”，以夺取“肉体上和心理上的优势”。夺取土地只不过是进攻的附产品，而不是目的。
巴顿一贯认为，优良传统对于造就领导艺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伟大的军事统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生的高贵的血统；一是卓越的指挥才能。他甚至认为，绅士阶层不同于其他阶层，无 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体现出来。因此他主张：要把绅士精神灌输给每一个士兵，这样才能将普通的士兵训练为绝对服从命令的勇士，这样部队才能有战斗力。
巴顿非常欣赏机动作战，出奇制胜。他说，打败敌人的最佳方法是“抓住他的鼻子，踢他的裆部”这实际上是指以火力和运动取胜的传统战法，即指用部分力量牵制敌人，主力迂回至敌侧后，从敌后方发起进攻。这句名言经常被巴顿引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巴顿已经是军内小有名气的人物了。但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个性十分强烈，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夏威夷军区司令威廉·史密斯少将在改任西点军校校长之前，对巴顿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平时却是一个捣乱分子。”巴顿把这个评价看作是极大的赞扬。
1928 年，巴顿回到华盛顿，在骑兵司令办公室任参谋。当时军内外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将取代战马。从巴顿的职务及其对骑兵这一兵种的热爱来看，他应该是骑兵的代言人。但他又怎能否认坦克在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它的远大前途呢？巴顿处在旋涡的中心，常常感到左右为难。
在华盛顿，巴顿夫妇与上流社会来往甚密。艾森豪威尔、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国务卿史汀生以及副总统查尔斯·道斯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宾。这时期，比阿特丽丝在马萨诸塞州南汉密尔顿的乡村买了一座农庄，取名“绿色草地”，作为他们的新居。“绿色草地”坐落在伊普斯韦奇河畔，是一幢典型的19 世纪初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朴实自然并且十分舒适。院内有马厩、畜栏、谷仓和车库，另外，还有两个宽大的赛马场。休假时期，巴顿常常换下戎装，以一个乡绅的姿态在这里闲住，优哉游哉。
1931 年夏天，在骑兵司令办公室的任职期满，巴顿回到“绿色草地”度假，接着又到华盛顿的陆军大学，即美国陆军的最高学府深造。他一边学习一边撰写论文。其中一篇题名力“未来战争的可能特点以及应付它们所需要的组织、战术和装备”的论文给校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文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战争进行了分析，深入探讨了下一次战争的特点及其采取的对策。校方认为，这篇文章论述全面，见解深刻，因而作为陆军大学的研究成果送往陆军参谋部供参考。
1932 年7 月，巴顿以优异成绩毕业，又被分配到第二故乡迈尔堡，任骑兵团副团长。也是机不逢时，正好碰上棘手的“补助金大进军”。所谓“补助金大进军”，是指30 年代美国政府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而引起的各地退伍军人向首都华盛顿的进军。
1929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冲击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下层群众更是苦不堪言。
1932 年夏天，大约2 万名退伍军人陆续从各地涌人华盛顿，要求联邦政府立即支付战时补助金。这些退伍军人中，有些就是巴顿的部下，其中还有救过他命的传令员乔·安吉洛。他们衣衫褴褛，食下果腹，住在被人抛弃的破旧房子里，有的干脆搭个棚子住在大街上。他们聚集在国会山周围游行示威。
以胡佛总统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认为这些人是革命分子，是颠覆分子，决心以武力加以镇压。巴顿出于阶级的本能，极端仇视所谓“布尔什维克分子”。也参加了这次镇压行动。
7 月28 日，巴顿奉命率队出发。上午，当他骑在马上，从埃利普斯河岸边向宾夕法尼亚大道眺望时。数以千计的老兵向他欢呼致敬。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位他们崇拜的英雄成了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下午4 时，巴顿带领一支骑兵，手中挥着大刀，在游行的老兵队伍中横冲直撞，接连将数人砍倒在地。这次事件虽然靠武力平息下来了，但它留下了难以弥缝的创伤，使美国陆军在此后数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件事对巴顿也是一次极大的震动——以武力镇压本国的退伍军人，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自己的老部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巴顿无法从本质上认清这一事件真相，他事后虽接连写了6 篇文章，对这次“最令人不快的服务形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但他仍认为镇压“暴乱”需要快速反应，无情打击，但要排除不必要的暴力，对“暴乱首领”和一般民从要区别对待。1935 年，他再度到夏威夷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