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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节目各式各样，有传统的“民族大团结”歌舞，各族服装的演员分别跳几下本民族的舞蹈，然后一起共同欢舞。有古典的男、女声独唱，《 赛维利亚的理发师 》《 茶花女 》选段。有当地民族歌舞，但加强了打击乐器、加强了节奏感。最后是三个披肩发女演员，在迷灯变幻的背景前联唱一些歌曲，其中有《 西巴涅 》，有越南歌曲与非洲歌曲，最后是《 喀秋莎 》。唱时一会儿戴草帽，一会儿摘草帽，一会儿系上某种腰带，一会儿解下，以代表各国。开始，我对能把《 喀秋莎 》唱成这种摇滚风格有点惊异，后一想，《 喀秋莎 》的节奏感强，容易“改造”，容易“现代化”，似亦不足为奇，无可厚非。但它毕竟多少破坏了我对《 喀秋莎 》的纯真、美好的印象。
节目结束后，在塔什干就学的外国留学生挥舞着拳头从观众席中走上舞台，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保卫和平。
晚十一点半，举行盛大招待会，长桌如龙，摆满水果、蔬菜、饮料，端上了刚烤好的羊肉串。宴会分三摊进行，乌兹别克、俄罗斯、迪斯科三种风格迥异的音乐舞蹈，一直玩到凌晨两点方归。
两天来，已结识了不少来自朝鲜、民主德国、加拿大、也门等国的新朋友。电影节给我们派的联络员兼翻译是一位哈萨克妇女，名嘎丽娜，在大学教授中文，人很质朴。还有一位英语翻译，名铁木耳，留着小胡子，性格十分活泼，他是撒马尔罕人，向我们一再宣传撒马尔罕的美丽，并一再表示“时刻准备为您效劳”。嘎丽娜也与他首次结识，问他结婚了没有，他的回答是：“太忙，没时间结。”使嘎丽娜大笑。
还认识了几位当地的电影工作者，有影协主席、苏联人民演员马立克·克尤莫夫，伏龙芝电影厂导演谢米施·巴洛德（《 白轮船 》便是他导演的 ）和他的妻子、演员阿衣吐尔安。阿衣吐尔安的母亲是维吾尔人，父亲是吉尔吉斯人，她出生在伊犁，与我一见如故，认了老乡。还有一位留着三绺长须的塔什干电影厂导演，他最近与印度电影工作者合拍了一部电影《 爱情的传说 》，据说颇有影响。
几天的实践证明，我完全可以运用我的维吾尔语知识去与乌兹别克人交际，听、说全无问题，所以很快与他们相识并建立了友谊。他们争着给我介绍新朋友，并对我能讲维吾尔…乌兹别克语十分惊喜，他们说，塔什干电影节举行了八届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讲当地民族语言。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根本想不到一个中国人会讲他们的语言。
多学会几种语言可真福气，真有用！可惜，我学的太少了。
5月24日
上午在“电影市场”看丘赫莱依拍摄的电影《 红钟 》下集：《 我看到了新世界的诞生 》，是根据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震撼世界的十天 》改编的，描写一个墨西哥记者与他的妻子如何目睹了十月革命。场面很大，但类似场面我们过去在《 列宁在十月 》等电影上看过，看起来有似曾相识之感，觉得影片不够吸引人。
下午在艺术宫看乌兹别克电影《 天才青年 》，描写阿维森纳（ 世界第一部《 药典 》
的作者 ）的青年时代，亦较一般。然后是土耳其故事片《 破碎的心 》，描写一二十四岁男子与一三十六岁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女演员演得很含蓄，面如鹅卵，形象亦有特色。此演员亦到塔什干来了。
晚上看朝鲜电影《 晨星 》，掌声热烈。放映后，我们与朝鲜同志握手表示祝贺。
5月25日
上午十点，居住在塔什干的维吾尔族文学评论家阿斯穆·巴克来看我，由于宾馆戒备森严，不准任何来客进入，故我们只在宾馆前的花坛上小坐，交谈了一会儿。我把我国新疆著名诗人铁依甫江托我转交的他的诗集与他编辑的纳瓦依的诗选交给了阿斯穆·巴克，阿斯穆·巴克也给了我两本诗集，让我转交给铁依甫江。
十点半，在嘎丽娜陪同下，与来自约旦王国的一对老夫妇一道搭车去参观这里的自由市
场。这对老夫妇吃饭与我们邻桌，很和气，常常与我用英语交谈。我提起不久前李先念主席应侯赛因国王的邀请访问了约旦。老夫妇马上告诉我，侯赛因虽是国王但为人平易质朴如普通人一样。
市场修得蛮宽大，绿色塑料板顶棚也还雅气。首先看到的是鲜花市场，琳琅满目。在苏联，据说鲜花一直是允许个体经营的。其次是蔬菜、水果、肉、熟食等。有一处卖烤包子的，大师傅正与一路过的山羊胡须老汉交谈，说的都是汉语：“你好吧？怎么样？”我过去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老汉是一个月前才从塔城到这里来探望女儿的。
有一排卖泡菜、腌菜、大米、绿豆、香豆的妇女，嘎丽娜告诉我她们是朝鲜人，她说塔什干有不少朝鲜人，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民来的。朝鲜妇女主动向我招呼，问我是不是朝鲜人，说明后互相挥手微笑。看来人在他乡，乡土观念就会油然而生。足不出户，反倒觉得淡漠无谓。
自由市场的一处，有许多妇女在排队，询问后方知是俄罗斯人在排队等候新鲜猪肉的到来。
我建议嘎丽娜步行回去，便没有再乘车，路上逛了几个商店，其中灯具店很漂亮，每盏华灯五十到一百卢布。电冰箱较好的是明斯克牌的，也不贵。一路上嘎丽娜向我介绍一九七五年以阿施巴罗德（ 土库曼加盟共和国首都 ）为中心的大地震的情况，这次地震使乌兹别克等中亚加盟共和国损失惨重。后来，全苏各地来了支援者，现在看到的许多建筑都是地震后重建的。
路上有不少饮料自动售货器与报刊亭。许多人先在一个自动兑换器中把卢布换成硬币——戈比，然后用硬币买饮料喝。饮料似只有矿泉水与苹果水，不算高级。每个报刊亭上都大字写着“苏联报亭”。
下午看菲律宾影片《 一个女人的遭遇 》，反映性变态心理，属于追求刺激之作。最后一个场面是女主人的丈夫用手枪把正在浴盆里胡闹的妻子及其情夫双双打死，全场竟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效果堪与电影镜头上抓到了特务、战胜了敌人相比。嘎丽娜也认真地喝彩说：“好！就应该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在男女关系上的道德观念还是极强烈的。
晚上由电影节工作人员、英语翻译拉丽莎陪同，与一个斯里兰卡小伙子去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 天鹅湖 》。斯里兰卡的小伙子很潇洒，是他们带来的故事片《 邀请 》的主要演员。
纳瓦依剧院是以十一世纪大诗人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纳瓦依在我国新疆和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同样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说法，纳瓦依是维吾尔人。按这里的说法，纳瓦依则是乌兹别克人。类似的争议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语大辞典 》和《 福乐智慧 》的作者，乃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应是纳斯里丁 ）究竟是维吾尔人还是乌兹别克人乃至其他？（ 据说阿富汗亦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归属也无定说。当然，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纳瓦依等确实受到不止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塔什干有纳瓦依剧院、有纳瓦依大街。剧场里有纳瓦依像，还有许多著名俄国音乐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鲍罗金、莫索尔斯基等。当我如数家珍地看着这些像并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谈起这些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拉丽莎惊叫起来，她指着我说：“你一定在苏联留过学。”我笑了。我们这一代人熟悉苏联以及旧俄的文学艺术，又何必非来留一次学。纳瓦依剧院给我一种熟悉感，因为它太像位于乌鲁木齐南门的人民剧院了。当然，更正确一点说，是乌鲁木齐的人民剧场太酷似纳瓦依剧院了。
芭蕾舞是由乌兹别克芭蕾舞团演出的，主要演员与乐队指挥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隆重，每一场舞结束时都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高声叫“布拉瓦（ 好 ）！”还有人从楼上往舞台上抛掷鲜花，气氛热烈。
我问了一下拉丽莎，她告诉我门票每张只要一个半卢布，实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国，看一场芭蕾舞总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赎罪 》，描写一个哈萨克青年因车祸丧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牧民，远道从牧区来到阿拉木图，为其子料理后事。这个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儿子在城市的生活极不严肃，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个受害的女孩子的母亲把老牧民骂了一顿，最后老牧民默然而归，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对死去的儿子的活泼天真的回忆，似是用纯朴的大自然与某些城市的罪恶相对比。影片总共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当单纯，拍得不错，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后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写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犷、野性、热力，歌星把头剃成图案状，一侧有一五角星，另一侧是月牙，这也是一种刺激。
下午应电影节组织者之邀，接受当地电影厂拍摄来访纪录片。我最后用维…乌语言表达了对塔什干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谢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之后，我们与苏联影协外事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伏日柯娃会见。伏日柯娃年纪已经不轻，说话文雅、娴静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风度。
晚上看伊拉克电影《 大问题 》，影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片子拍得很不错，据说导演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是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学生。然后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描写一个杀人有术的人如何杀人，当然也很刺激。未及看完便赶到火车站，乘车赴撒马尔罕。
这是一班从塔什干开往撒马尔罕的旅游专车，一切设备与中国的软席卧铺车厢无异。列车员是一位老头儿，六十多岁了，名叫塔什干巴依，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样子极朴实。他在火车上服务已经四十余年。我们用民族语言相谈甚欢，他特别给我们多泡了一壶酽茶。我们送给他一套《 青春万岁 》的电影画片。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饭馆、展览会、车船上，我看到的苏联服务人员似乎年龄都相当大。一个说法是：年轻人去从事更重要、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去了，而这些服务行业恰恰适宜安排一些老人。据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是时常感到劳动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点到达撒马尔罕，同样受到盛大的欢迎，载歌载舞的场面时间相当长。随后分别登上十五辆大轿车，最后一辆是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车辆所过之处，一律绿灯，街道两旁警卫严密，由此亦可见苏联当局对电影节活动如何之重视了。
早饭后参观了四处古代清真寺及墓地及伊斯兰经文学校的建筑，圆拱形的土石建筑，都饰以极细致艳丽而又别具中亚特色的花纹，令人赞叹，如神游中亚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
历史，并为历史沧桑变迁而感慨。
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