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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昔日重来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老孙：烟像活了似的精灵
撞入怀中的记忆
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将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得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老朱、李龙云在内的十几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