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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的推广
１２～１５世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复兴时期”，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罗马法。德国是采用罗马法最积极的国家。德国马克西尼安一世于公元１４５９年，发出通告“宣布帝国法院的审判以共同的法律为基础，由十六名法官共同执行”。法官中至少有八名是法律博士，他们必须精通罗马法；另外八名，则是从罗马法赋予其特权而对罗马法深具好感的贵族阶级中选任。罗马法在德国一直被沿用到１９世纪末期，而重新制订的《德国民法典》也挣不脱罗马法深入骨髓的影响。
在法国，罗马法一开始曾遭到严格禁止，但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下，从１６世纪起，罗马法逐渐成为法官断案的具有权威性的准则。拿破仑引以为傲的《法国民法典》也是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它后来成为大陆法系中民法典的经典之作。
在英国由于贵族们不满查士丁尼将所有特权均归诸于帝王一人，故而纷纷抵制罗马法的采用，但这一切，没有阻止罗马法成为１２世纪英国法律进修科目的普遍讲义。虽然英国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来源于原始的日耳曼法的“私法”部分——契约原则、遗嘱、信托制度及人法、海商法等方面，没有接受罗马法的形式，但它仍摆脱不了罗马法的影响。
影响
《查士丁尼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奴隶制成文法，它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自罗马共和时期至查士丁尼为止所有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它标志着罗马法本身已发展到极其发达、完备阶段，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学和法律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另外，法典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它所确定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词严格、确切和结论明晰的特点，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的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为后世法律奠定了基础。
即使到了今天，在法制建设上，罗马法可供借鉴之处也是有的。恩格斯称它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修改”，是“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21节 白江口之战
白江，亦称白江村，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公元７世纪，这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这就是“白江口之战”。
战争背景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分别和大唐、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曾隶属于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所以它靠拢日本，以抗衡中央政府；新罗因与日本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６５３年百济、日本“通好”以后，朝鲜半岛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６５５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百济与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靺鞨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也向新罗发起进攻。６６０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１０万余人，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攻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１０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占据周留城，抗击唐军。１０月，福信遣使至日本，请求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的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１２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移驾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６６１年１月，战时指挥部被迁至九州西岸，齐明天皇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７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８月，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援助百济。至９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５０００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大败百济军队，解了府城之围。４月，唐军４。４万人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７月，唐军进至平壤，因久攻平壤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这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建议他从平壤撤军与新罗的军队会合，共同坚守，若金法敏（金春秋之子）希望唐军留镇，就驻扎在新罗；如果不行，就乘船回国。可刘仁轨的意见是应该乘此机会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他的理由是：唐朝要吞并高句丽，就要先消灭百济，然后再联合新罗一举击败高句丽；如先从平壤后撤，再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就会死灰复燃，以后再想得到这样的机会就难了，而且刘仁轨认为福信凶残暴虐，扶余丰猜忌心重，两人貌合神离，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可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派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打通了新罗的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的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白江口之战
６６３年６月，日本天智天皇令日将毛野稚子等率２。７万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７０００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城是敌军的巢穴，除恶务本，须拔其源，应该先攻取该城。如果打下周留，其它诸城不攻自破。”周留城修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于是刘仁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朝及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８月１７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的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２７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７０００余人，１７０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战船１０００多艘。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率军和倭兵相遇在白江口，四次进攻都取胜了，日本的战船被击沉四百多艘，到处是火光，海水都变成红色，敌军溃不成军，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日本史籍对此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２７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２８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们奋勇向前进攻，唐军就会撤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４００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则是盲目冒进，８月２７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击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影响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９月７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朝投降。日本的陆军听到海军战败，也不寒而栗，于是和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了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本土，则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熏陶。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22节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创立之后，就对东西方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世界仍发挥着作用。这一宗教于公元７世纪时产生在阿拉伯半岛，创立者是穆罕默德。
渴望得到解救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因此，这里的居民在肤色上也兼有三个人种的特征。几乎被沙漠和草原所笼盖的阿拉伯半岛特别适合于游牧，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一地区在古代农耕业不发达时期，一直比其它地区先进。
在世界各地普遍进入定居的农耕时期以后，阿拉伯地区的优势地位便开始消失。到公元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