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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于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于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１９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宰治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意味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一些基本原则也确立下来了，比如主权国家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社会进入了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欧洲社会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进行战争，是由于这个社会已跳出了谷底开始了上升——贸易繁荣、农业发展、技术进步等等所致。反过来这些战争又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这一蓬勃局面的是多个要素汇成有机体且在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而成的。这一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历经法西战争、法荷战争、九年的奥格斯堡战争、十三年的西班牙王位之战、八年的奥地利王位之战以及决定英法欧洲霸权的七年战争，最终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以维也纳体系形成、均势欧洲出现而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 百年战争第43节 英国的《权利法案》
欧洲政治革命的开始是１７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立起了代议制立宪政体，通过了《权利法案》——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政治贡献。
斯图亚特王朝的倒台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特别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因为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都铎王朝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另外，它还建立了海军并且实行获得民众拥护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可惜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１６０３～１６２５年在位）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年在位）很快就失掉了前代王朝的种种信誉。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营权来获得财政支持，但却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已休会１１年的长期国会。而于１６４０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利用《大宪章》赋予的权利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但是查理拒绝服从。这种对峙最终导致了１６４２年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圆颅党”之间的战争。
１６４２年１月，查理一世企图逮捕反对派领袖，但阴谋未能得逞，随即逃离伦敦，北上约克城，在那里纠集保王势力并组织军队，于８月２２日在诺丁汉扯起国王的军旗，正式向议会宣战。
英国内战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议会内主张与国王妥协的长老派（以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为首）把持军队领导权，作战不坚决，且缺乏统一指挥，使议会军处于被动地位，训练有素的王家军长驱南下，一直打到离伦敦只有５０英里的牛津。议会军的节节败退，使议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打下去，有的认为应当和国王谈判，大家争吵不休，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后来，由克伦威尔——一个乡绅的儿子——和他招募的６０名农民军扭转了战争的局面，拯救了议会。
这支队伍在历次战斗中越战越强，数量也不断增加，被称为“铁骑军”。因此，克伦威尔得到了官兵的拥护，当上了议会军统帅。
１６４４年７月的一个傍晚，在约克城西的马斯顿草原上，议会军和保王党军突然遭遇。克伦威尔指挥议会军不到两个小时就击溃了王家军，取得了第一次大捷，扭转了议会军的被动局面。１６４５年，在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要求下，议会通过改革军制的《新模范军法案》，组建了一支２．２万人的新模范军，并解除了长老派将军对议会军的领导职务，而使领导权转移到独立派手中。同年６月１４日，议会军和保王党军在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村附近展开了决战。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了保王党军阵地。查理一世还没有清醒过来，保王党军就已被击溃。１６４６年６月２４日，议会军攻克保王党军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见势不好，急忙化装成一个仆人，逃到了苏格兰。国王军队全军覆没。
１６４７年２月，英格兰议会以４０万英镑的高价，把查理一世从苏格兰买了回来，囚禁在荷思比城堡中。第一次内战结束后，革命阵营内部各派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而发生冲突，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和独立派控制的军队之间产生了矛盾，军队内部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士兵之间也出现了分歧。１６４７年１１月，被囚的国王乘混乱之机潜逃出伦敦。１６４８年２月，查理一世以出卖英格兰为条件，勾结苏格兰人，在许多地方发动武装叛乱，挑起第二次内战。这年８月，克伦威尔击溃了王家军，９月，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将查理一世再次抓获。
这一次，议会组成了一个高等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后，法庭宣布查理一世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判处其死刑。
查理一世被处决仅一个星期，苏格兰议会便宣布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为国王，并且加紧备战，准备出兵讨伐英格兰。克伦威尔闻讯，迅速进军，不久就攻占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１６５１年９月３日，克伦威尔全歼苏格兰军队，查理二世逃到了法国。克伦威尔占领了整个苏格兰，从此，他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称号。
从１６４９起，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力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１６５３年４月克伦威尔以武力解散议会，１２月任“护国公”，独揽行政、立法、军事、外交等大权。其间，通过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１６５５年出兵远征西属牙买加，掠占敦刻尔克等，为英国夺取海上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克伦威尔死于１６５８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理查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
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１６６０~１６８５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１６８５~１６８８年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
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
到了１６８８年，反抗詹姆士二世的运动在英国兴起。人们拒绝参加采用天主教仪式的礼拜，一听到美化和吹捧国王的宣传，便都马上走开。詹姆士二世对不听从他命令的主教实行残酷迫害，把他们交给法庭审判。在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法官宣布遭国王迫害的主教无罪。双方的冲突日益激烈，这都预示着可能会再来一次革命。
最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决定发动一次政变，结束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他们开始同荷兰国王威廉谈判，要求他对英国进行武装干涉。威廉是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他的妻子玛丽是詹姆士的长女。由于詹姆士二世没有儿子，她是王位的当然继承人。
１６８８年６月１０日，詹姆士二世的王后生了一个儿子，王位的继承权发生了变化。３０日，英国议会向威廉发出邀请书，请他即刻到英国来保护他们的自由。威廉立即同意。１０月１０日，威廉发表宣言，对英国人民的苦难处境深表“同情”，并声明自己到英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议会”。
１６８８年１１月５日，威廉率６００艘军舰和１．５万名士兵，在英国西南部的托匀基海港登陆，随即向伦敦进军。威廉进入英国后，受到了贵族和乡绅们的拥护，许多高级军官亲自到威廉的驻地表示支持，甚至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个女儿和女婿都背叛了他，投向威廉。走投无路的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１６８９年２月，议会宣布威廉为英国国王，玛丽为女王，实行双王统治。
这就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结束。
１６８９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权利法案》。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国教徒。它还限制了国王的权限，保障了国会的权威，取消了国王“搁置”法律的权利，规定国王没有权力使法律无效，或者不得国会同意而执行它，国王不经国会同意便无权征税、招募及维持常备军。它规定了国会的权利，国会选举必须自由，国会议员有言论自由，国会应该经常集会。《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新型国家，接着，为了补充《权利法案》又颁布了《容忍法案》，允许非天主教的国教以外教徒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种自由有一个条件，即他们必须接受国教教会的信条。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
影响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革命群众处死了查理一世。臣民们把自己的国王送上断头台，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是英国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