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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低人一等的“奴仆”，所以一旦进入吏道之后，除了有本事去考个功名来以外， 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明代宪宗时，山东发生饥荒，为筹措救济费用，国家大开 捐银买官之门，不少州县吏员都趁机出钱，买个当官的出身。御史杨守随专折建言，以为“ 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要拍卖官爵也不能卖给做吏的人，“其于害政，莫此 为甚！”这话怎么讲？很简单，区区小吏，哪来这么多钱捐纳买官？不消说，都是非法收入， 他们越有钱，不正意味着官场更腐败了？所以明宪宗对此折的批语是：“朕患吏道不清，严 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 （《典故记闻》卷15）从此，吏员买官的通道又被堵住了。清循明制，最初时 在这一道关卡 上把持得也很严，但越到后来越松弛。不过官场中观念未变，还是瞧不起吏道出身的。史念 祖当广西巡抚时，刚到任便发现有个熟人，原先是其原任衙门里的吏员，这会儿已报捐了一 个典史，恰巧分在广西抚署当差。史念祖叫着他的姓名问道：你不就是某某吗？捐官用去多 少银子？那人回答：“七百多两。”史念祖微微一笑，“唔，有两分利息了。”接着便要他 “试从廊下巡行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2）
一转”。巡抚大人的命令，典史不敢不从，“巡行一转”结束后，史大人的 评语竟是，“爬都不会，便学走乎？”羞得此人狼狈不堪地跑了出去。（《南亭笔记 》卷11）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吏员的俸禄也是很低微的。西汉时吏有“斗食”之称，意思 是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其实这还是高级衙门里的待遇，州县 吏禄连这个数目也达不到。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知多数小吏的额定岁入，还抵不上一户五口 的农夫家庭。东汉时的情况，大约比西汉时更不如，王符、仲长统、崔NC035等著名政 论家都呼吁过增加小吏俸禄。不过这同北宋时的吏制比较，又算不了啥了。据沈括《梦溪笔 谈》 披露，“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这简直和北魏百官无俸的用 意一样，公然是要吏员以非法收入为生了。因此王安石搞变法时，样样开源节流，却又舍得 为 吏员定禄并列入各级政府的正当财政支出，求得“以绝请托之弊”。这种把保证吏禄与促进 廉政联系起来考虑的认识，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是以从南宋以后，州县吏员的收入较 之从前毕竟要改善得多，但仍然只能从纵向相比上，从制定名份上讲，倘若作横向比较的话 ，也还是微乎其微。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 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才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 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才支六斗仓米，档次再低一些的则连额定月粮也没有保障。宛平还算 是京县，那其他普通州县呢？比比“三十俸银拿得”的佐NB032官来，吏的“工食银”估 计只能 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古诗《孔雀东南飞》里那位男主角焦仲卿，身份是“庐江府小吏 ”，给人印象是很老实本分的，所以他的老婆就得“天明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了，否则就 怕连温饱生活亦不得维持。当然，绝大多数的吏员是不会像焦仲卿那样“君既为府吏，守节 情不移”的，那里面花头精透着哪。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作——
任你官清如水 怎敌吏猾如油（1）
为了使读者相信这句话确有依据，不妨先举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事例，主角就是人所周 知的“大清官”包拯，够得上“官清如水”了吧？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记有一桩他敌 不过“吏猾如油”的史实：老包坐开封府南衙时，有“明察”之称。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 脊杖，便事先去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受钱后关照犯人，“审讯后老爷一定会命我写责状 （注：用刑前的文书），这时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包 拯升堂审过案由 后，便要这赃吏写责状，犯人如吏所嘱，分辩不已。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便滚出 去，别多NB024嗦！”包拯听见了，马上对这吏员的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之心，反过来将吏 员责罚一通 ，那个犯人倒从轻发落了。在包拯看来，这就叫“以抑吏势”，在沈括看来，“不知已为 （吏）所卖矣！”
“官清如水”敌不过“吏猾如油”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官制和吏制的不同。对此 ，宋人陆九渊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议论——
官人者，异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 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吏人自食而办公 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 （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卷4）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推选，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里外勾结成一 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吏禄低微，宋初甚至无禄，何以还有这么多人争着当吏呢？就 是看中这些位置是发利市的渊薮。因此别指望吏员会凭良心秉公办事。而那些被朝廷派到州 县里来当官员的老爷们，全是外乡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尚是障碍，哪谈得上熟悉民情， 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动，再派来的继任者，一切又从头开始循 环。所以再精明的官员，也无法摆脱吏员的欺瞒和干扰，倘若这官员本来就是庸碌无能之辈 ，自然就更要成为吏员的俘虏而遭其随意摆布了。简言之，在资深吏员看来，这州县衙门的 真正主人就是他们，上面派来当领导的倒是过往客人。这样想，“衙神”是刀笔吏出身的萧 何而非别人，倒也理所当然。
《水浒传》、《金瓶梅》之类书中，常有押司、孔目等吏员欺蒙挟制州县官员的描写，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小说，不足以为凭。须知一部中国州县衙门史上，官员斗不过吏员的故 事有的是。比如郑克著《折狱龟鉴》上举例说，宋朝时吉水县衙门里吏员每逢新官上任，必 唆使许多当地人前来告状，冗杂繁复，非把新官搅得头昏脑胀不可；以后这官员对于此类事 便生厌恶了，于是吏员们趁其懈怠，就把办案的事权揽到了手里。又如张培仁著《妙香室丛 话》举例：清朝咸丰三年（1853），福建晋江县正堂出缺，巡抚调张培仁的朋 友王子符去做代 理知县，王子符苦苦哀求，不肯上任。闽抚大怒，要上弹章参他，他也不怕。什么缘故呢？ 原来晋江县衙门里吏员之猾是远近闻名的。按照户部规定，晋江每年应征收地丁银三万两， 可大多被吏员勾结土豪给侵吞了。那里的老百姓在纳地丁银时，已养成“只知有里书之收字 ，不复重县令之串票”的习惯。派去的知县、主簿之类若想清查一下，原始的鱼鳞图册、流 水账簿等便会被吏员们设法藏匿甚至窜改，“即吊查册籍，亦如理乱丝”。照王子符的见解 ，真要“革除此弊，非复行大量之法不可。又恐里书与奸民或阴为阻挠，或阳为抗拒，非会 同营兵及添派委员丁役，不足以示威集事”。可是历来去那儿上任的官员，都是赤手空拳， 也无法筹措个两三万经费来摆这派兵增役显示官威的阵势，倘若其间闹出点事端来，又要被 上司责以“办理不善”，“是以官是土者，无不忍气吞声，各存五日京兆之见”（《 妙香 室丛话》卷10）。反正去那地方当官是当不好的（收不足地丁银要受处分） ，迟早要参，与其后来被参，还不如干脆不去呢。
自然，像王子符这样考虑，还是出于当个清官的动机，有心捞钱当贪官的话，那就正好 一块儿通同弊合。吕居仁著《官箴》，有段警告：“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 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 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这就是说，吏人以利诱官，官吏同流合污后，常常是吏员所得要 比官员多得多，但事情发作的话，最倒霉的还是做官的。
话虽这么说，毕竟既当官而又不贪利者，能有几个？《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 上司怒斥知县的警令，大呼：“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这便是贪官或庸官坐衙的 必然后果。试以收进这部书内的南宋干员蔡杭（时任江东提刑）的一系列判词 为例，便可知州 县衙门“全是吏人世界”之不虚。如《违法害民》云：“当职（蔡杭自称，后同） 未巡历之前，已闻弋阳有孙、余二吏之横，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则弋阳百姓争来哀诉 。孙 回首占县权，自号‘立地知县’，弟孙万八横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又如《铅山 赃 吏》云：“当职未入境，已闻铅山县有配吏程、徐、张、周四人，为百姓之害，及入境，则 百姓交讼之。”又如《冒役》云：“当职入境阅词，诉配吏者以千计，则一路之为民害者可 知也。”要之，老蔡在管下诸县转了一圈，收到的状纸全是老百姓控告猾吏的。猾吏威风到 什么程度？仅以弋阳县孙回、余信二吏为例：其平素作为是，“捉人殴打，辄用纸裹木棒， 名曰纸馄饨。收拾配吏、破落乡司，分布爪牙，竞为苛虐，私押人入狱，讯腿荆至一二百 ”；其日常收入是，“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又有比呈展限钱，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钱， 敲锤骨髓，怨声彻天”。当蔡杭传讯证人调查他们的罪行时，“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余人， 以 迎神为名，擒捉词人”；当蔡杭查证确凿下令逮捕他们时，又“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 扬扬自得”。这两个小吏日剥月削的民脂民膏共有多少，“据狱中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