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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健全的领导班子，是形成专断权力的温床。最后的局面是：吴运韬一言九鼎，完全控制了这个单位。
五年前，由于在K省卷入人事纠纷而走投无路的吴运韬，投奔到了Z部，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终于把旗帜插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片高地上。也就是说，征服这片高地，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富烨在某个场合曾经为自己辩解说：“老吴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当然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受损失的不是吴运韬，而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法则。
个人生活法则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历数我们的堕落之后，痛心疾首地对纪小佩说：“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抱怨我们这代人没有责任感，说我们没有坚守住人性的高地，说我们没有为他们看守好本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说我们怯懦得简直像是一群没有意志的绵羊……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无言以对。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时过境迁，就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量，扭曲我们的人格，压抑人的良知……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承担后代的指责。”
有一次，吴运韬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活动，实际上是著名作家在豪华饭店里的一次聚会，他听到一位从不写作却在文化圈占很高领导职位的长者谈自己的经历，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做事情不一定为了要当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须当官。”吴运韬记得很清楚，一般人说“官”这个字后面要加儿音的，那位当了官的长者不加儿音，因此特别有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这是一句箴言。每当吴运韬为了权力失去内心平衡之时，每当他为争夺权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骤，以至于隐隐地从道德上感到不安时，他都要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准备做的都是高尚的。因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谋取这些条件的过程中，他不考虑做事情，或者说，就连做事情也成了谋取条件的手段。所以，尽管他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结在于每况愈下的经济效益，但是他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从来没想过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现在，获得了条件，他要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尽快发展起来，把出版业做大做强，尽快为Z部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至于为什么非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起来于他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他通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达到什么目的等等这些深层的问题，他暂时没想，不是表面上没想，是真的没想。吴运韬不是耽于幻想的人，对于过于遥远的事情，他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想象。要清醒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你很难将这个事件中隐含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做严格区分，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很难说清一个人在创造历史事件的时候究竟隐藏着多少个人动机，这时候，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欲望的统一。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以至于大于某项事业的发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历史，那么，这个事件一定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个人动机，因而具有这种浓郁的个人的色彩。
现在我们暂且不对吴运韬创造的历史时间做更多的评说，我们谈一下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创造历史的。
吴运韬的前任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长时间以来，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着这个单位，没有经营管理思路，尽管有非常宽泛的经营范围，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起这些条件，没有拉起更多经营项目，所以印刷和广告这两块很有经济前景的业务丢掉了；即使在出版这一块，也岌岌可危：没有自己的图书品牌，在出版领域默默无闻，提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让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书，而是因为卖书号被上级主管部门查处通报。财务状况简直到了危机的程度，要求结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孙颖的办公室里吵吵嚷嚷，财务处长马缃总是带着被欺凌的痛苦表情拿着孙颖已经批过的结帐单找吴运韬，想让吴运韬干预一下，这笔账再缓一个星期……吴运韬左磕右拜，把大学同学都发动了起来，才从银行贷出五十万元，把必须结的账给印刷厂结了。中心内部管理混乱，由于经济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当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赚钱：编辑在卖书号的同时索要编辑费，发行部的个别人甚至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书店或者发行点，中心的出版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没有一个骨干团队。最近几年，一些真正有质量的人已经离开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没有走的，也已经心灰意懒，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开始学着做纪律不允许的事情。
要把这样一个单位发展起来，要做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要紧的是安排好节奏。吴运韬已经从夏乃尊和徐罘那里记取了教训：你只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为自己招祸。他绝不能为自己招祸，相反，要想办法避祸———有哪一个人比吴运韬更知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个处处潜藏着祸水的地方呢？
京西宾馆的会议是Z部的一个部门举办的，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吴运韬带着金超来参加会议，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Z部各司、局开会总要邀请各直属单位领导，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会上吃得很好。人对第一次经历的事情总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若干年后，经见了不少世面的金超说起第一次吃龙虾，总要说到吴运韬带他来参加的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比新婚之夜都更深刻地留到了他的记忆之中。当然，留下记忆的不仅仅是龙虾，还有吴运韬对他说过的那些话。
在舒适的房间里，两个人躺在床上，把床头灯拧到最暗的光度，聊着天……这是一种美好的意境。吴运韬平时不喝酒，可是，晚餐时和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坐在一桌，为了劝梁峥嵘多喝一些，他也喝了几杯“茅台”。酒一多，话就多了。吴运韬用醉酒的人特有的不庄重语调问金超：“吃饭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
金超说：“我在大餐厅。”
“哦。”吴运韬想起他是作为直属单位负责人和Z部领导在小餐厅吃的饭。“梁峥嵘他……非要我喝酒……你知道吧？我是不喝酒的，我从来不喝酒……”吴运韬端起金超为他沏好的茶水，喝了一口，用湿润的眼睛看着金超，突然转换了话题说：“好好干，金超，你一定要好好干。”
金超坐起来，起誓似地说：“吴主任，我鞍前马后！”
吴运韬满意地点点头，笑了。他是含着笑意睡去的。他脑子里全是碰杯的声音。这是他头一次和梁峥嵘在一起喝酒。他早就想和他一起喝酒了。在这之前所有的机会都被徐罘占据了，从此以后他就有了独自接近梁峥嵘甚至邱小康的机会。这就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的巨大区别。机会总是青睐占有有利位置的人。现在他终于占有了这样一个位置。他才四十八岁，他还有的是机会。他自信他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他一定利用好一切机会。
会议开了三天。在另外一个吴运韬没有喝酒的日子，金超陪吴运韬到附近的街心花园散步。此时正是薄暮时分，花园里的人还不是很多，幽静极了，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附近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汇成一股洪流向远方荡漾，叫卖报纸的小贩灵巧地在车流中穿行。金超再一次意识到他的生活的巨大转换。如果他是那个在车流中奔跑的报贩，如果他的生活也是仅仅为挣几毛钱而奔跑……他脸上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们坐在一只木条椅上。
吴运韬问金超：“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几年了？”
金超说：“三年。让我算一算……今天是八月二十九号，后天，后天我到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就整整三年了。”
“真快呀！”吴运韬感叹道，“真快。我还以为是昨天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来的那一天……”他冗长地叙述那一天的情形———他经常说那天的情形，有时候说给其他的人，有时候直接对金超说。金超始终没弄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说这件事情。金超陪着笑，在脸上保持着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的生动表情，有时补充一下吴运韬忽略了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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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实际上是这样想的：这小伙子可能不错，我说我要看一看。你看，我没看走眼，金超。我现在还在想，当初我决定调你是对的……我不是说远道的和尚会念经，我是看中一个人的品位和能力。这两年你干得不错。我想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要是有四五个你和林平、夏昕、郑九一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多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必须发展，中心下一步的发展，主要是要靠你们这样的人材，有了人材，没有做不了的事情……事情要大家来做，我想了，以后还要物色几个人才，一个单位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人才……”
金超注意到吴运韬关于要再物色几个人材的话，但是他没有深想。
“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虽然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我们从事的工作，我们肩负的责任，是通过企业行为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将行政管理方式改变为企业管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利润产出作为每一个部门，作为我们整个单位第一位的目标。我以前说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养官的地方。我们要淡化官本位观念，不能把处长、副处长当官来做。这样，我们就要有我们的用人标准，标准就是：看谁可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效益和发展？”
吴运韬的谈话方式发生了微妙变化，能够给平平常常的话题赋予深刻意义，并且用组织得很好的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谈话方式会扩大谈话者的心理距离，金超一时还有些不适应，不知道该怎样应答。他不会组织书面语言，同时他也不知道该怎样把握和已经成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第一把手的吴运韬的交往状态。他脸上带着恭顺的笑容，听吴运韬说下去。毫无疑问，吴运韬仍然把金超当作和别人不一样的朋友。从京西宾馆回来，金超就把吴运韬的话转述给了师林平。
师林平把吴运韬说要再物色一些人才这件事看得很严重。
这个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生活中谋到尊严的人，像一种被称之为獴的小动物一样，不时直立起身子，转动着小小的脑袋，警觉地观察周围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
他认为这件事很危险。
金超超脱一些，虽然他也和师林平一样不希望有什么新的因素掺进来改变来之不易的格局，他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