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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把吴运韬的意图转化成了领导班子的正式决定，苏北、师林平、沈然等人就开始忙活———联系场地，采购礼品，邀请来宾，和新闻单位谈判刊发和播出消息的费用，给记者红包的数额……事情像台风一样运转，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都卷到里面去了。
台风的中心是宁静的。吴运韬很宁静。他先让左强给邱小康带去十本，附一信：小康：
《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已出，暂送十册。我粗看了一下，无论装祯印制，都觉得不错。请你看一下，有不满意处，可再改。
吴运韬
邱小康打电话说书很好，相当好，他再次说，一定要代我感谢苏北、师林平和金超，他们太辛苦了。吴运韬向邱小康汇报关于首发式的设想，设想很成熟很完整，甚至可以说很精确，精确到用什么车接卢荻老人，由哪两个人搀扶的程度。
邱小康说：“很好哇！就照你的安排办吧！”他当时就答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民主党派负责人由他邀请，但是他强调：“也不必要来那么多官吧？还是多来一些学者，书嘛，多听听学者的意见。”
吴运韬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在学者里面多安排几个发言。”
“那最好了。”
“纪南能发言吗？”邱小康问。
吴运韬说：“我昨天刚见过纪南。他说他很崇敬老人……”
“也不能说过头，”邱小康说，“如实评价。”
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新落成的香港厅举行。
为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忙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办公室主任沈然累得几乎脱了人形。本来所有筹备活动都是落实给她和韩思成两个人的，但是沈然把大部分事情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她总是让韩思成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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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处长韩思成也几乎脱了人形，但不是因为筹办这个会议。儿子被切掉右肾的案件经过法院一年多的审理，最近终于有了结果———医疗管理部门给法院出具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书》上赫然写着：孩子的“右肾自然缺失，与本次手术无关。”法院认定了这份鉴定，被告被宣判无罪。
当时苏北也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这个平时不温不火的人脸色突然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无异于被锋利的尖刀搅动了几下，灵魂血淋淋地暴露在赤野当中，徒然地跳跃着，挣扎着，鸣叫着。
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法官，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在法官“休庭”的高声叫喊中，主刀的大夫和医院方代表神色庄严地走出了法庭，就像刚刚参加完学术会议一样。
韩思成脸上涂满了泪水，紧紧地抓住苏北，好像生怕他倒下去。
“老苏，不，咱不这样！”韩思成悲怆地喊着，“咱不这样……”
苏北浑身无力，两条腿似乎没有力气支撑住他，他摸索着坐在长条木椅上。
此时此刻，世界对于他来说是零，他自己对于他也是零。一种深深的厌恶和绝望，使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耻，非常丑恶，他已经无法承担“人”这个字的全部沉重。他站不起来。
……
沈然把签到本从韩思成那里拿过来，说：“老韩你甭管了，去歇歇。”
韩思成感激地看着沈然，眼睛里颤动着光亮。
“到里边看看去吧！”沈然说。
韩思成就到会场里面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座椅上。
豪华装修散发着一种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的味道，璀璨的枝形吊灯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方红色横幅上写着“《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几个大字。主席台上坐着级别很高的领导人、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卢荻在稍稍靠右一些的地方，现在她正在看苏北起草的发言稿。邱小康和领导人说着什么，其他人都在翻阅《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和印有邱小康头像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简介。
来了这么多重要人物，会场上有一种凝重的气氛。
纪南还不够资格坐到主席台上，和其他几位风头正健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坐在主席台侧面的第一排沙发上。第一排沙发和第二排第三排的区别在于前面配了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桌签，从桌签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学艺术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了。他们的脚边，都有一个印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大字的塑料袋，里面除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之外，还有几本其他书籍和一个精美的羊皮封面记事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处级以上和Z部机关司、局级干部都来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著名人物，都感到很新奇，张望着，压低了声音议论着。
吴运韬穿一身藏蓝色西服，站在主席台右侧主持会议。他基本上是在照稿子说话，声音好像比平时尖细一些。
韩思成垂下脑袋，睡了过去———最近他特别嗜睡，也不爱说话了。
……
卢荻老人的发言有些失控，老人家离开讲稿，讲起了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以证明旧社会之黑暗，好在最后还是收回来了。发言超了十分钟。后面就是官员和纪南等评论家发言。人们从各个方面赞扬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作者“东方”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所以，所有评论都避开了对这本书本身的评价，话题全部集中到老人的经历和老人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上。
一位评论家回过身低声问师林平：“你写的？”
师林平做了一个未置可否的动作，谦虚地笑着。
“真不错，”评论家说，“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拿出这么一个有份量的东西……”
师林平不自觉朝身后看了一下，然后捂住嘴说：“我这辈子也不再干这样的差事了，这事真他妈的能把人累死……”
“我知道，这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自由想象……这相当不容易……”
苏北坐在和师林平隔过两个人的位置，这个异常敏感的人对师林平的话语竟然毫无反应。他还沉浸在韩思成儿子的案件当中，三天前法庭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根本不知道首长、评论家们都说了些什么。一阵掌声惊动了他，他茫然地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隆重豪华的场所，一种对于这个世界不尊重的信念，一种荒诞、滑稽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在心中漫延……潮水已经漫延了整整三天，他不知道它还要漫延多久。
韩思成打起了鼾声。
吴运韬的眼睛凶恶地投射到这个方向，马上有人推醒了他。但是，韩思成什么也没看到，眼前一片迷蒙，就像在水中一样。
正是所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金超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很快就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金超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不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他的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怎样劝告注意身体都不会在意，只有岁月无情地把精力消耗，疾病真的来纠缠他之后，才会意识到老人的话是多么正确，可是已经晚了。人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意识到事情，犹如身体的某个地方发生疼痛以后，才会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金超现在就是这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和他的生命都成为不能够被感知过程的过程。他自认为身体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身体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实际上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病毒而不是自觉意识在掌管他的身体，是非我而不是自我决定着他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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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年以后的他对此还茫然无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权力对于他的地位和精神优越的抬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超经历了初次掌握权力的人进入角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协助他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谄媚的人，好像专门哄他高兴似的，说好听的话，称他为“金主任”，故意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一钱不值的蠢货，等等。在这样的人面前，金超是强大的，他学着骂人，他惊讶地发现被骂的人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像得到了恩宠一样，咧开嘴笑；他严格地审查报销条据，说这项开支事先没有请示报告，那个项目如何如何，当事人都唯唯诺诺；他在大会上阐述他的思想，无论多么肤浅，也没有人敢于表现不尊重……权力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他在普遍的沉默中得到了被拥戴的幸福，在集体的软弱面前找到了强者的信心。金超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负心态。
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资格比金超老得多的陈怡。或许是金超什么时候说话没在意，或许是在某件事情上伤害了陈怡的尊严或者利益，总之，金超主持工作没多久，陈怡就认为金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一个经历过生活风浪和政治沉浮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哪怕是内心———只有他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他认为夏昕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无论业务还是行政能力夏昕都远在金超之上。
但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陈怡出言谨慎，除非一些特殊场合，他把自己的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怡甚至很同情金超，害怕这个对人生风险毫无防范的年轻人某一天会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与此同时，陈怡也对吴运韬有了基本了解和判断。他不认为吴运韬在成就金超，他总觉得，如果这个机谋很深的人需要，会面不改色地把金超毁掉……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是这样感觉。
“这个世界有必须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陈怡这样感叹。他有条不紊地做手里的事情，尽可能注意维护金超的威信……这在客观上给了金超很大支持。
夏昕顺利调整好了和金超相处的角度。总的来说，夏昕心情不错，和金超交往毕竟比和吴运韬交往要容易一些。他正在争取在获得金超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搞上去———事实上，这些部门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亮点，年终分配奖金，金超不得不动员夏昕把一部分利润转到来年，缩小一些和其他部门的差距。
苏北一如既往地做着应当做的事情，心情也不错。
他已经写完了来到北京以后开始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打算让它沉一沉再做修改。经过短暂休整以后，他就毅然开始为早就有了构思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搜集素材———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为创作做准备，而是真切地进入到了生活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从整体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