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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期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崤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某年某月某日说不上衣锦还乡，毕竟，他是作为一个有二十四万人民的崤阳县副县长回到那块土地的。
成功者金超心情很好，他打上车，专门让司机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门前的马路上经过。他在那里远远地看着这座白色小楼，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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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这里，他是在这里成长为人的。
办理完登机手续，经过安全检查，金超来到候机大厅。
时间还早，他从旅行袋拿出水杯，为自己沏一杯绿茶，坐在靠近落地窗前的座位上，看飞机起降。现在他内心安宁，就像以前任何一次出差一样。
但是，一个人打乱了他内心这种处子一般的安宁：他意外地看到了陆明！
当时陆明和助手麦克在女服务员引领下正在往贵宾休息室走。金超不自觉地萎缩了一下自己。他完全没有和这个人见面的思想准备。服务员停在门口，躬身做出请进的姿势，陆明和麦克走了进去。K省旅游资源丰富，到那里去的外国人很多，贵宾休息室里足有三十多个人，围坐在茶几周围的绿色皮面沙发上，喝茶聊天。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漂亮的女服务员已经离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金超利用这个机会溜到贵宾休息室里面去。他在离陆明和麦克落座不远的地方坐下来。
陆明穿一身深色西服，不凡的气度把他从周围的人当中区别出来，就像当年金超在北京站广场一下子就把年轻漂亮的他从人群中区别出来一样。这个刚刚结束与曲远征疲惫的婚姻关系的人满脸沧桑，显得老成持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六岁。
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子麦克的眼睛一直像地地道道的中国雇员那样带着殷切追踪着陆明。麦克拨通手机，然后放到陆明手里。陆明用英语和电话里的人交谈起来，谈了有七八分钟。
麦克用地道的中文问陆明：“要不要通知柴进贤副专员我们到达的时间？”
陆明说：“好吧。你告诉他，到洛泉以后，我要直接去见他。”
麦克拨通柴进贤的电话。“是柴进贤副专员吗？”麦克无声地笑着，听那边说话，时间很长。“我知道。我告诉你，柴副专员，陆明总裁的态度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次再遇到上次那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考虑与贵方的合作了。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将向埃森马克总部汇报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不，这不是威胁。当然，你说的是对的，这可能意味埃森马克中心重新调整在K省的投资战略……陆明总裁会向李震省长交涉……你知道这将对你政治发展不利……是的，是的。我知道曲远征在K省的活动……我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有办法……当然，我们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事情如果发展到那一步，结局将是：没有胜利者。你也不会是胜利者，这一点你比我们清楚。”
麦克看陆明。陆明说：“听他说。”
麦克又听了五分钟左右时间。
“你仍然坚持……好……很好……柴进贤先生，我已经说过，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要冒很大风险……”
陆明听到柴进贤沉稳有力的声音：“尽管陆明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他身上流的仍然是中国人的血，他就永远是中国人。既然他是中国人，他就能够做我说的那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怎么做。”
麦克捂住电话，用英语骂了一句，然后请示陆明：“他仍然坚持要我们把那笔款打到他在新西兰的账户，他说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陆明沉吟一下，说：“我们再耗不起了，答应他。”
“柴进贤先生，我们满足你的条件。……好，好。……那就说定了。你放心，我会转告他。”麦克扣上手机，“他说将做出安排，我们一到达马上签约……”
陆明脸上显露出笑容，隔着高大的落地玻璃窗，看着停机坪上缓慢移动着的飞机和穿梭其间的行李车，仿佛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之中。
“麦克，”陆明回过头说，“你知道吗？洛泉地区南部的崤阳县是我的家乡，我就出生在那里。”
麦克十分惊讶：“我的上帝！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从来没说过。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这与我们的业务无关。”
“真的无关吗？洛泉煤田的主要构造带在崤阳，我们的项目也主要在崤阳……这里没有情感上的原因吗？”
“麦克，”陆明说，“你在美化我。生意就是生意，我从来不在生意中混杂什么感情因素。”
麦克笑起来。
……
金超溜出贵宾休息室，重新来到刚才坐过的地方。
旁边座位上的人惊讶地注意到，这个刚才还静如处子的人呼吸急促，脸色苍白，额头上涂满了汗渍，就像刚刚跑完五公里路程一样。
开始登机了。
（）
（1999年晚秋—2004年初冬）
后记
经济学上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逊丛林中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会因此掀起一场风暴。现在我把这种“蝴蝶效应”引申到社会生活领域，即：所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引发的。蝴蝶效应实际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过程之中。
位置不同，对生活的观感会有所不同———吸食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和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想的当然不是一样的问题。但是，不管处在何种位置，不管高官还是草芥小民，实际上都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这样就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但是，“小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它无需叙述或者评论历史，而是揭示人类生存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目。”（昆德拉）
我想，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惟一目的。
本书写的是我对生活的观感，但同时我又可以自信地说，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关的生活。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
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
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
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
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
我更为关心的是，当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痛楚、欲望被抑制的焦虑以及不被人和环境认可的孤独，鲜活跳动的心灵改变了颜色，像垂死的鸟儿一样挣扎和抽搐……这种状态的普遍性让我感到吃惊。我发现，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公有制单位领导和私人企业老板使用权力给人造成的精神动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想对人对事做道德是非判断，我只述说我看到的东西。
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冷血，有时候会具有一种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亚于屠杀。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于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充满了同情———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我的人物：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
生活并非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既是权力的追逐者，又是权力的牺牲品；人在用权力毁灭他人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人所毁灭。正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事的轮回既无章法亦无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事无常。
我曾经想为这部小说取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一种隐隐的感觉，使我最终认为现在这个书名更好一些：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个体命运对欲望的追逐造成移动，某种强力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会造成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命运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非我力量的强制规定。故事还要延展，在延展的那个部分，读者将会更生动地看到移动造成的危险。
有人把作品视为作家的孩子，这种温馨的比喻的确反映出作家刚刚完成作品时的心态：喜欢它，更希望所有人都喜欢它，包括它的名字。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有意保留了一部分目前尚不宜表达的内容。社会处在巨大进步之中，但是公众对文学表达方式和内容的接受还常常需要时间和机缘的辅助，而我又不能欺骗社会，给读者造假，只好先写出来，然后封存，等待社会能够容忍一个作家进行富于个性的艺术表达的时候，再让它直面读者。这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减弱它对生活的批判力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我看来，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帮助人看清生活的质地和流向，使人能够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妥的地方。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处在一种过程之中。就个体命运来说，人生历程实际上不过演绎了一场自我和非我共同设计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往往没有规则，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到底身处何地，要去向何方。
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沉重的，就像先天盲人不能感知世界的色彩和光亮一样，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感知身在其中的沉重。人被沉重挤压着，最终成为齑粉，人却浑然不知。尽管这样，我仍然不希望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感到过于沉重，我想告诉人的是：这种境遇并非你一人独有，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命定。
既然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过程之中，那么我就有理由坚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救赎———只要我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