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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赵煦过早的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岁比较大且稳重的宫女一直照顾小皇帝的起居饮食，这倒是无可厚非，毕竟，小赵煦年纪还小，过早的接触女色，对于他的小身板并非是什么好事。
可是，高滔滔却做得更加过份，她完全不可小赵煦任何的私人空间，从宋神宗驾崩之后，她就一直命令小赵煦到了晚上，必须在她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一个皇帝即便是还没有到执政的年龄，这么限制他的人生自由，就是宋仁宗处在这个位置，也是难以忍受的。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元佑四年十二月，民间有谣传，说宫中到处在找乳母。这件事被大臣刘安世知道后，立刻上奏章，告诫小赵煦自重。而另外有一个大臣范祖禹更是直接上书高太后，其中言辞极为激烈。
这件事，其实跟已经十三岁的小赵煦一根毛线关系都没有，宫中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宋神宗有几个幼女没有母亲看护，自然需要在宫外寻找合适的乳母照顾她们。
这件事，高滔滔心知肚明，也把原因告诉了朝臣。可是，她自己却起了疑心，后宫之后，仔细盘查了她自己派到小赵煦身边的宫女。
范祖禹，他是跟着司马光一些编修资治通鉴的好基友，这个刘安世，其实也是司马光的学生。
刘安世，字器之，魏县人。
熙宁六年，刘安世进士及第，可是，他并未就选任何的官职。而是跟随司马光继续钻研学问。
其间，刘安世咨询过尽心行己的方法，司马光便教导他，做人要诚实，而且，一再告诫他，尽心行己要从不乱说话开始。
后来，刘安世调任洺州司法参军，当时，洺州的司户是一个以贪污闻名的官员，转运使吴守礼打算调查他，刘安世是司法参军，这件事，吴守礼自然会向刘安世垂询，
可是，刘安世却说：“没有这回事。”吴守礼因而停止。世人并不知道，当时刘安世说这句话的原因，可正是他的这句话，让那位贪污的司户躲过了一劫。
这之后，刘安世内心当中便常常感到不得安稳，心中说：“那个司户确实是贪污了，可是，我不以诚实应答转运使的话，这岂不是违背了老师司马光的教诲了吗？”
后来，刘安世在读扬雄《法言》的时候，读到了这么一句话“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心意才解开。联系上文的一句话，水避碍则通于海，那么，这句话的大致意思作为君子，避开障碍，就可以通向大道。
鬼道理，刘安世这么做无非是为自己的错误找辩解而已。
刘安世和范祖禹不愧是司马光的学生，拿着道听途说的谣言就看指斥小赵煦。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上弹章的时候，先去查一查这件事的真伪到底如何。
高滔滔不仅仅是对小赵煦如此，对他的生母朱德妃更是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了。朱德妃出身贫寒，入宫之后，替宋神宗生下了两位皇子，五位皇女，托蔡道的福，宫中的嫔妃当中，唯独只有她所生的孩子全部都活了下来。这对于屡屡丧失皇子的宋神宗而言，功高莫过于此。
朱德妃为人一向都是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尤为尊敬，在她们面前一向都是毕恭毕敬。可能就是因为她是小赵煦生母的这个原因，威胁到了高滔滔本人的权势和地位，她才引来了高滔滔的嫉恨。当然，这里面也有大臣在里面兴风作浪。
比如那个刑恕，就曾经想借着尊朱太妃，来获取赵煦的欢心。
这里面也牵扯着政治斗争。而小赵煦和朱德妃只不过是其中的牺牲品而已。
说完这句换之后，过了没有几天，太皇太后高滔滔终于驾崩了。
一时间朝野震动，天下震动。
那几个听了高滔滔临终遗言的大臣，范纯仁、苏颂和吕大防倒是听了高滔滔的话，立刻上书请辞。
不过，赵煦人虽小，对政事却不是全然无知，他并没有应允这三位丞相的辞呈。而是将这件事按了下来，默默地看这些保守派的大臣们尽心尽力的操持着高滔滔的葬礼。
小赵煦不是不想立刻把这些王八蛋立刻治罪，他是在等待时机，一个可以彻底铲除汴梁城中所有保守派势力的借口。况且，他能够信重的大臣如今都被贬出了京城，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贸然动了这几个宰辅，其实对他本人的统治也非常的不利。
蔡京和和蔡卞兄弟两个，在元佑年间，也并没有躲过保守派官员的倾轧。元佑二年，蔡京和曾布这两个当初拒绝了司马光招揽的人，即便辞官回乡，也还是被文彦博和吕公著手下人编织了几个罪名，贬到了岭南。
而蔡卞因为要替在元祐元年过世的王安石守孝，所以，延迟了一年追赶自己兄长的脚步，在元佑三年被贬到了海南，去接替高遵裕走后一直留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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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6 形势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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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卞因为要替在元祐元年过世的王安石守孝，所以，延迟了一年追赶自己兄长的脚步，在元佑三年被贬到了海南，去接替高遵裕走后一直留下的位置。
蔡确已经病死在贬所，他被贬的原因，表面上还是因为几首被认为是诽谤皇帝的诗，后世史书上称其为‘车盖亭诗案’。
这件事是蔡确的仇人吴处厚揭发的。
说起来，蔡确遭难，这件事还是他自身的原因。年轻的时候，蔡确曾经向吴处厚学过做赋，这么论起来，吴处厚可以算是他的老师之一。可是，后来，蔡确得势，当时丞相，吴处厚就向蔡确求援，想要得到一定的官职。
没想到，蔡确却根本不理会吴处厚的请求。反倒是王珪将吴处厚提拔为大理丞。王安礼和舒亶在朝中互相攻击，此时交给大理寺审理，吴处厚知道王安礼和王珪的关系很好，而舒亶却是蔡确的人，便抓住了舒亶的一个错处，即舒亶一直在非法盗用公家的灯烛。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可是，在二位官员发生争执的时候，对有污点的官员无疑是致命一击。所以，蔡确便暗中派人向吴处厚求情。结果，吴处厚当然不会理蔡确这个翻脸不认人的学生了。
因为这件事，蔡确几次三番想要从朝中赶走吴处厚，可却因为王珪的阻挠而没有得逞，不过，蔡确却一直在阻挠王珪想要给吴处厚升官的打算。
后来，蔡确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宋神宗驾崩之后，王珪就任山陵使，用吴处厚掌管奏疏。可那个时候，王珪自身也已经病重，没多久，蔡确就接替了王珪这个位置，他利用自己山陵使职权，终于将吴处厚赶出了汴梁城。先是让他任通利军知军，而后，又转为汉阳知军，记住这个地名。
对于这件事，吴处厚非常的愤恨，可是，这个时候，王珪已死，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些人又看不上王珪以及他的那些党羽。这位蔡确的敌人自然也就回不到中枢。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句在后世鼎鼎大名的话，拿来说蔡确非常的恰当。
没过多久，蔡确也被贬出汴梁城，他先是就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知州。陡然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一向心高气傲、权力**非常重，他这个时候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苦闷当中，他在游览安州车盖亭的时候，秀美的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真是绝句啊！
惯例，每年，安州有静江厢军，其中一部分应该戍守汉阳，蔡确坚决不调遣。表面上知州的官职大于知军，可是，两人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蔡确这么做无疑是大大的坏了规矩。
积怨之下，吴处厚便用这十首绝句将蔡确告倒了。
所以，这件事说起来，蔡确被贬岭南虽然是个必然的结局。可吴处厚做得并没有错，唯一错的地方，就是他再一次利用一个文官的诗文来整治自己的政敌。
乌台诗案的影响还未散去，吴处厚这么做无疑是要引发又一次的文字狱。
这之后，蔡确被贬到了岭南，死在了贬所。吴处厚也达到了他报复蔡确的目的，而且，还被提升为卫州知州。可是，他帮了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大的一个忙。那两位宰辅为什么没有将他提拔到中枢中去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旨宰相王珪这个宰相当得实在是太丢人，让之后就任这个位置的人都羞于提起他，所以，他们也自然鄙夷那些投靠王珪的大臣。
第二、用诗文攻击文官，这可是文官的大忌。
就像蔡道当初在宋神宗面前说得那样‘我大宋，以文立国，各朝皇帝都是优待文人。如果单从其作品当中断章取义，就说其人谋反，开此先例，长此以往下去，还有谁敢继续写诗作词。
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并不在那几首诗词当中，而是在于，苏轼对新法有怨言，有疑问，都应该向王安石，向皇帝上弹章直接议论这件事，而不是像他那样，私下里在书信、诗词中抱怨这些问题，说得重一些，他这么做，根本就是在暗地里交结党羽。
因此，吴处厚这样的做法又一次开启了文字狱这个潘多拉魔盒。朝内位的那些士大夫们从此都害怕并厌恶他，文彦博和吕公著也都是文臣，自然就不会提拔这个小人了。
不久之后，吴处厚也在郁闷当中黯然去世了。
其实，吴处厚当初弹劾蔡确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蔡确私自扣留戍守汉阳的静江厢军这件事情弹劾他。弹章中就是告发蔡确私自扣留军卒，阴图不轨，这些罪证也是蔡确他自己作死，做出来的行为，别人也无话可说。何况，文彦博和吕公著也一直在找借口把他贬到岭南去。
可惜，吴处厚偏偏就触动了这个文官之间的禁忌。
章惇就比蔡确和蔡卞要幸运的多。他在元祐元年，同蔡确一起被贬出京城，这个时候，刚刚赶上他的父亲过世。即便文彦博和吕公著再怎么憎恨他，也不能阻止人伦大孝。况且，父亲不同于岳父，蔡卞就是赖在王安石的坟前，也顶多只能守孝一年，而章惇却因此躲过了保守派的倾轧，整整三年的时间。
后来，章惇虽然也被贬到了岭南，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秉政了，这三位大臣相对于吕公著和文彦博，对于变法派的大臣还算是比较宽仁的。
而且，章惇这个人一向胆大，本身就是八闽人，又曾经就让于荆湖南路，对于南方的天气相当的习惯。所以，他对于岭南的天气要比蔡确适应的多。
这也就是蔡确死在了贬所，而章惇、曾布和蔡氏兄弟却能够在岭南存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当然，章惇和蔡京到岭南，蔡卞到海南琼州就任，也都是托了蔡道的福，他们才在路途上以及任上少受了很多的罪。最起码，他们就任的时候，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跋山涉水的去岭南，而是可以乘坐蔡道的海船直接从海路到达任所。
这一切，蔡卞倒是觉得理所应当，可章惇和蔡京却非常感激这位晚辈。
曾布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蔡道和曾巩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情同父子，可是，蔡道却非常厌恶曾布这个人。
所以，赵煦真正掌权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贬斥朝中这些保守派的大臣，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