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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
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
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
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
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
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
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
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
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
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
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
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
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
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
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
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
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
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
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
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
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
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
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
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
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
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
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
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
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
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
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
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
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
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
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
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
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
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
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
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
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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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