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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办台德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
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了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作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我作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１０月１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１时３０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作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５）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尔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作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相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
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巩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相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特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伤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之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代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
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
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士·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士·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９月２６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对犹太人怀古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１９６８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１０月１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４８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１０月１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
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
全体日耳曼人——“与１９１８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１９１８年永不会再重复！”
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
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
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
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
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
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
“嘘！”
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
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８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
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
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