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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关于建立波兰国，这问题应靠俄国和德国解决——而不是靠西方。那还有什么理由打仗呢？应该承认，许多重要问题或迟或早终是要解决的。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被屠杀前，在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被毁灭前，坐在桌旁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岂不是更“明智”吗？
讨好一完，马上便是可怕的预言。“命运将会决定谁是谁非。只有一事是肯定无疑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常常是被征服，”
他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为第三帝国和其它各国指出正确的途径。“然而，若丘吉尔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占上风，那末，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就将战斗……在德国历史上决不会再出现另一个１９１８年１１月！”
希特勒无意接受与两个能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的永久和平，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暂时的和平却能使他离间英法得手，将之各个击破。他讲得如此真诚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元首呼吁和平，德国全境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甚至还举行过为时过早的庆祝活动。次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迅速对此作出答复，使欢庆情绪稍微减轻。他宣布，除非保证让法国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则，法国决不放下武器。”
日子一天天过去，伦敦又无消息传来，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却作了最坏的打算。１０月９日，他发布了“第六号战令”该战令扼要地说明了入侵将如何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进行。
次日上午１１时，７名军事将领前来总理府报到。在发布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写的。表明他对军政历史颇有些研究。他说，自１６４８年第一帝国分裂以来，德国和西方就是敌人，而这个斗争“也必然会这样或那样打下去，打个水落石出。”
但是“对立刻结束战争”他并不反对，只要在波兰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征求这些将领的意见，他们也未提什么。他们只被叫来为德国的战争目标签字画押：“毁灭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对欧洲日耳曼人民国家之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宜仓促发动进攻。希特勒承认这点。但时间在敌人那边。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波兰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德国终于可以——多少年来的首次——在单一的战线上发动战争了。取得了东方后，陆军便可倾全力对付英国和法国。这是个可能突然结束的形势。“不管是什么条约或公约，都不能确保苏联长期保持中立。”
令苏联不发动进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显示德国的力量。”
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援助，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还能活多久。罗马的形势有可能瞬息即变。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中立也一样。在许多方面时间都对德国大大不利。目前，德国虽占有军事优势，但英法两国正在缩短差距，其战争工业可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原料。若持久进行战争，危险必大。帝国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有限，而德国战争的生产基地鲁尔又极易受空袭和远程大炮的袭击。
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还有声有色地告诉他们，“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作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使在元首宣布进攻不能开始“过早，最有可能（若可能）在今年秋季开始”后，还未有人反对（B约与此同时，他发布命令，宣布让“不治”之病人“无痛苦地死去”为合法。也许，他想起了母亲死于癌症时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缺陷者，老迈年高无生产能力者，以及他认为有害的民族）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作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系列非常引人的建议”首次作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因为合情合理的和平提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于是，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作答复。
１０月１１日上午，柏林传出谣言，说张伯伦政府已经倒台，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订。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报道，在首都柏林的街道上，卖菜的老太太们，由于高兴过分，把白菜抛向空中，还把菜摊捣毁。全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柏林电台否认这则报道。
次日下午，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作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辞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末，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倡导和平。下院里发出的掌声并不十分热烈。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之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生产的两名官员——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作的努力失败了”他说。“继续战争，现在，我们能够也必须制造炸弹。”
（３）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１０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
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时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１１月５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１９１８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
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
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
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１８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１１月１２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７时１５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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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１１月１２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５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１１月７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
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佣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１１月７日和１０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１１月８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二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
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
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