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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令人讨厌的任务与执行他们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是不矛盾的。他说，有件极严肃的事情他想跟他们谈谈。“在我们内部，我要开诚布公地提一提，但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讲它。”
他显得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说犹太人撤退的问题，也就是消灭犹太种族的问题。这件事说来很容易——‘犹太种族正在被消灭’，有个党员说，这很明显，我们的纲领里写着——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这样做，将他们灭绝。”
尽管摩根和库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欢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动听的言词和口号后，这些不加掩饰的语言，着实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还是希姆莱对那些利用“最终解决”一直在牟利的人们的谴责。“有些党卫军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不负众望，他们死有余辜。我们有这个道义权利，有我们的人民的职责，去消灭这个种族——当他们要消灭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权去发财，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或一支香烟或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消灭一个病菌后，并不想最终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这种病菌。我不允许在这里出现腐败现象并让它站稳脚根，哪里出现腐败现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们最终却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我们的人民的爱戴。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伤害。”
两天后，希姆莱又向一群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同一精神的讲话。“‘犹太人一定要被消灭’，这句话，只短短几个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这句话要求执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却是最困难、最难办到的。”
听众很清楚，他们即将听到的正是多少个月来充耳不想闻的东西。“我要说的只限这个范围的人听，且只准听，永远不准议论。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妇女和儿童该怎么办’时，我在这里也决定采取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一方面消灭犹太人，就是说，杀犹太人或让他们被杀，另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们长大后找我们的儿子、孙子报仇雪恨。必须作出一项强硬的决定——这个民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他说，这是党卫军有史以来要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执行此任务——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我们的领导者，无论在精神上或灵魂深处，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损伤。即使进行了集体屠杀，他们仍是武士。”
厅内鸦雀无声。尼尔杜尔·冯·希拉赫回忆道：“谈到如何屠杀男女老幼时，他非常冷漠无情，就像商人谈他的货借以对比一样。在演讲过程中，他没有一星半点儿感情，其内心也完全一样。”
在讲完执行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碰到的各种困难后，希姆莱便结束了这个话题。”
现在，你们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须保密，不可对别人讲。也许，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把这件事告诉德国人民。但是，为了替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为这个主意和行动负责）我们还是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为好。”
他与布鲁特斯一样，强迫他的同事的手伸进恺撒的血泊。（*布鲁特斯，古罗马共和派首领，暗杀恺撒团成员——译注）“最终解决”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担子了——这副担子他们只好闷着头挑。
鲍曼宣布散会后，请大家到隔离大厅用午餐。吃饭时，希拉赫和其他长官们都无言地避免视线相触。大多数人都已猜到，希姆莱之所以向他们泄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同谋。当晚，他们大喝特喝，喝得许多人都要别人扶着才能上火车——开往“狼｜穴”的火车。在希姆莱讲话前曾向同一听众演讲的艾伯特·施佩尔，对这一醉酒的场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这些党的领导人就自我克制问题进行训话。（*时至今日，施佩尔仍声称他对“最终解决”一无所知。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参加了希姆莱的讲演会，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希姆莱的话有些是专为他讲的。施佩尔坚持说，他一讲完话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尔契陆军元帅证实了这点。就算施佩尔不在场，人们也很难相信他会对灭绝营一无所知。从希姆莱的讲稿中，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以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尔讲话——并认为，他是高级同谋之一。
（４）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尤其是在占领区，被枪杀、毒死或打死。不久前，当他前往“狼｜穴”时，彼得·克莱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递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反对这一政策。“关于俄国占领区内的情况，你给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读后说。“用向民族主义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让步的办法，去改善那里的条件的设想，这难道不是幻想吗？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只会认为我们软弱，他们的野心就会驱使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克莱施特大胆地开口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向他们的要求让步，而是创造使东方人民选择德国而不是苏联的条件。他继续往下说时，希特勒若有所思地听着，双眼看着地板。这就给了克莱施特一个难得有的机会去随意观察他的脸。”
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许多不同的单位，好像是由许多单独的成分组成的似的，而这些成分又组不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终于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静。他边说边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能走回头路了。”
说着，他两眼注视着空中。“我的态度若有改变，人们便会将它误解为让步，因为军事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引起山崩。”
他虽然也答应，一旦在军事上获得了主动权，他会考虑采取较温和的措施，但克莱施特觉得，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这种人的心怎么变得了？
猛然间，希特勒抬头望着克莱施特。平静的、沉思的情绪已不翼而飞了。“这是个幻想”他有点粗暴地喊，“你有权只想到目前，只考虑眼下压制着我们的形势，但这正是你之不足之处。我有责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为目前短暂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却未来。”
用不了一百年，德国就会成为一个有１．２亿人的国家。“为了这些人，我就需要空间。我不能答应给予东方人民任何独立的主权，不能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去取代苏维埃俄国。为取代苏俄，新俄国会组织得更严密。政策不是用幻想决定的，而是用事实决定。对我，在东方来说，空间是个决定性问题！”
于是，他的压迫政策得到了继续执行。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是苏联战俘的残酷的饥饿。在致凯特尔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强烈的下级起草并扔给东部占领区部长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为此作了证。该信指控说，在３６０万苏联的战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挨饿便是被当场枪杀，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潜在的谅解”于不顾的暴行。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医药试验，使无数的其他苏联战俘和集中营内非犹太犯人濒临死亡：有些人赤条条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进行高空试验；有些人成了试验芥子气和毒气弹的牺牲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波兰妇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吉卜赛人成了满足医生们的好奇心的牺牲品——这群医生在试验；靠喝海水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作为对破坏行动和叛乱的报复，全欧洲的占领区行政部门也处决了许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门。这种行动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纪念日”那天发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领莫斯科无望，连胜利也值得怀疑时发布的。这项标题叫“夜雾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说：凡危害德国安全者，除须立即处决者外，其余必须“消失”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不得将他们的命运告诉家属。
到１９４３年秋，旨在维护共同利益而合并欧洲各国的“西欧新秩序”已现了原形：一种掠夺经济。在数以百万计不愿只当臣民的人们面前，希特勒恼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劝说。
他用强迫劳动和处决人质的办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兰和法国，死亡人数已达２万多。合法的抢掠已成家常便饭，一车车的战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艺术珍品）从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源源不断地运回德国本土。这还不包括宠大的占领费在内。光法国一国每年就得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７０亿马克的费用。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领导人透露了真情：“仍然还存在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垃圾，必须尽快予以清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要创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将欧洲组织起来。”
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之古称—译注）他继续写道，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位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５）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