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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５６岁寿辰的人们。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无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采取重大的决策。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洛希特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
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第三十一章 午夜后五分钟，或“船长与船一起下沉”
１９４５．４．２０—３０（１）盟国是用千机轰炸向元首祝寿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坚不可催。４月２０日一整天，他都对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说，他仍坚信俄国人将会败在柏林。下午，他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谢他们在首都英勇奋战。之后，他便钻进地堡，接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希特勒像是负重不堪的老人。接着，元首又热情地问候了凯特尔。“在Ａｔｌｅｎｔａｔ期间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会忘记你。你决策得对，行动得也对。”
凯特尔冲口说道，“谈判应立即进行，不然柏林会成为战场。”
希特勒插嘴说：“凯特尔，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边还是外边打。”
与约德尔面对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员们——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在内——列队欢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还说了一两句话。几乎人人都劝他趁现在道路仍然畅通，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坚决不去。他说，从此以后帝国将分成两个战区，北区由邓尼茨负责指挥。南区指挥合乎逻辑的人选是西线指挥艾伯特·凯塞林，但他又想让戈林担任——或许系政治上之权宜之计。他说，他会让上帝去作决择。他建议，各战区的参谋人员分成两半，选往南区的需于当晚南下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是他自己南下呢，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前往？”
你自己去”元首说。先前如此亲密的两位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别了。戈林立即动身前往卡林霍尔——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将衣服和艺术珍品装好了１４辆车。
希特勒独自与爱娃和几个秘书进餐。她们再次劝他南下，他却说，这样一来，他便像西藏喇嘛转动空经轮一样。“我必须在柏林强行作决定——否则便灭亡？”
午夜后，他把两位年轻较大的秘书找到他的私室内，叫她们在半小时左右内乘车与普卡梅尔海军上将和另外８０人一起，前往上萨尔斯堡。（*南下的人们中有莫雷尔医生。他是被发配至南方的，发配的原因是，他建议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劳。“你大概还会给我注射吗啡呢！”
希特勒吼叫完后，当场令他脱下元首私人医生的制服。“你走！像从未见过我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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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当场瘫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战后不久，他身心崩溃，死了。这两个女人吃惊地瞪着大眼。他的解释是，跟他最久的是她俩。另外呢，沃尔夫小姐还有个老母要供养。“我会尽快与你们会合。”
他说话声很小，想掩盖左手的颤抖又掩盖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施洛德小姐觉得，是从绝望的人口中叹出来的。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她，柏林已被包围。她只能在拂晓时出发。几分钟后，他又来电话说，空袭警报一解除，飞机便立刻起飞。她听不太懂（因他说话时喉咙咯咯咯作响）便叫他重复说一次。他什么也没说。他向她的同事沃尔夫小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完了。”
当晚天色尚早时，向元首祝寿完毕后，希姆莱便离开了地堡，乘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几个小时，才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苏尔。希姆莱说，他曾被授权解决犹太人问题，他最初的计划是要通过移民办法，人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那些自称与犹太人友好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们。“通过战争”希姆莱说，“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大众。这便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身后不能藏着这样一个敌人。”
这些犹太人不但在援助游击队，还传染诸如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了刹住流行病”他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场，以便焚毁大批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尸体。现在呢，他们倒打一耙，对我们这种做法说三道四！”
“做过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马苏尔说，“但是，我们如果要给我们人民的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那末，现在仍活在德国统治区内的犹太人就必须继续活下去。”
希姆莱抗议说，他历来就主张将集中营移交给盟国。他不是将卑尔根贝尔申和布痕瓦尔德这样做了吗？但是，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吧：美国人伪造暴行照片，到处散发！当他让２７００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时，外国报纸便宣称，他之此为系为自己开脱，以示与己无关。“我毋需自我开脱。我历来都是如此做了，我觉得这才能满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肯定没有靠它发财。”
马苏尔出门后，希姆莱突然问，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飞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去，讨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请努力叫艾森豪威尔相信，人类的真正敌人是苏俄，只有我们德国人才打它。我会将胜利让给西方同盟国，他们只需给我们时间去打败俄国就行了。如果给我以装备，我还能这样做的。”
待马苏尔回来后，希姆莱说，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会立即从腊文斯勃鲁克释放１０００名犹太妇女。他规定，应为这些人抵达瑞典之事保密，还建议称她们为“波兰人”不叫“犹太人。”
拂晓，希姆莱告诉了马苏尔，乘车前往格哈特疗养院——伯纳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两人共进早餐。希姆莱虽然乘车劳顿，胃口却好像未受影响，虽然他不得不时时用指甲去轻敲他的门牙。伯纳多特提出，允许斯堪的纳维亚的被俘人员从丹麦转入瑞典。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遭希姆莱的拒绝，这实无法解释。伯纳多特自动提出，把腊文勃鲁克的妇女全部交给瑞典红十字会走处理。之后，他便睡觉去了。当天下午，希姆莱将舒伦堡召至他的卧室，说，他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二人坐上小汽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我怕劫数已难逃。”
“这该给你勇气采取行动才是。”
希姆莱沉默不语。当舒伦堡批评将所有集中营都撤退的不现实的政策时，他像个挨骂的孩子，噘着嘴。“舒伦堡，你可别干这事，”
他说，“因为没将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申全部撤完，希特勒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莱向马苏尔保证，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终止；地处朱可夫进军柏林途中的萨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驱出兵营，冒雨上路出发；东面１０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轰鸣。红十字会要求集中营主管将萨克森豪森移交给他们，但遭拒绝，理由是，希姆莱有令，待俄国人逼近时，除医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４万名腹中无食，病魔缠身，衣着褴褛的犯人，便排成两队，被驱出集中营。在滂沱大雨中，哨兵们驱赶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队伍的，一律被枪毙抛尸沟中。
“某个民族，他们的女人遭人强Jian，男人们连架也不打，对这样一个民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痛苦地向他的副官们承认，战争之败局已无可挽回了——不是因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让他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这样一个人民说来，”
实在是太高尚了……他们活该承受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
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官也斥责一番，“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现在，你们去割你们的小喉咙吧！不过，待我们下台时，让整个地球都发抖吧！”
整天，戈培尔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两名秘书骑自行车逃亡乡下，便抱怨道：“我现在问你们，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怎能保证正常的办公时间呢？”
东线谣言四起，说柏林的领导人已放弃了一切希望，说最高统帅部已逃至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维斯杜拉河战线上，俄国人已打开了五六个突破口；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２０英里。至４月２１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内了，在元首的地堡内已能隐约听到炮声。约德尔报告说，朱可夫的一个纵队正在包围曼特菲尔的那个军。为了阻击这个纵队，由党卫军将军菲力克斯·施埋因纳指挥的一支小型后备队，则在柏林北面２５英里处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时伸直了腰。与施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施坦因纳是个有魔力的名字；２月间，朱可夫进军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从波美拉尼亚湾拚命进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阵地图，抬起头来，双眼闪光。“反攻！”
他激动地说，“由施坦因纳直插东南，切断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此大胆的一击，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尔也不致被围。”
他亲自向施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