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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者申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过去一年来，希特勒的讲坛技巧大有改进。他使用的手势已与他的论点一样复杂多变。尤其令汉夫施坦格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举。“他具有一个真正伟大的管弦乐队指挥的品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只是用手势向下打出节拍，而还能向上挥动起指挥棒，将内在的节奏和意义指挥出来。”
希特勒在演讲中使用了音乐知识和感觉，使自己的演讲具有音乐的节奏。开始的三分之二是“进行曲节奏”然后加快速度，使最后的三分之一变成“狂热”他的仿声技巧也得到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
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１９３１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
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１９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５月１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４月３０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６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９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１３００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
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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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
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５月１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５）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５月２６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
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
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９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９月１、２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