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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１４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学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
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
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１１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
（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
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
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
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