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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
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４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
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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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２）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６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２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
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７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２月２１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
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２月２４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３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２４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４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３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带上４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９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２楼阳台。
晚９时３０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１０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
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
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
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２０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
戈培尔连忙问：“是谁？”
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
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
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６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