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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罗兰讲了第一句话，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样地说了一遍。一个旁听者可能听到电话里说的是关于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认为方便的时候取用。罗兰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后，回到餐桌上。5分钟后，他用很礼貌的托辞提前告退，说他第二天早晨将起得很早，还要处理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回去好好休息。10分钟后，他驾驶着汽车飞快地通过市内仍然很拥挤的街道，驶向安静的近郊的里拉门。他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刚过凌晨一点钟。他脱去那件深色洁净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务员要了杯咖啡，便按电钮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尔斯基的一份供词与咖啡同时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这份26页的文件，企图抓住那发狂的外籍军团人员所说的要点，中间有些语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紧皱眉头，但是他从头读到尾，没有停顿。
第二遍他读得慢了一些，更仔细一些，对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读第三遍时，他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读得更仔细了。他把西尔维、坏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坏蛋、外籍军团等字样上，都划上一条粗杠，所有这些，他都已经知道，对它不感兴趣。
他的许多胡言乱语都是有关西尔维的，有些是涉及一个名叫尤莉的女人的，这些对罗兰来说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删去后，供词就不超过六页了。在其余的段落里，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供词里有罗马，三个头头是在罗马的，反正他是知道这个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八次了，大体上说每次的答案都一样？显然，他们不愿意像阿古在2月份被绑架那样也被绑架。罗兰想这是自然的。在处理科瓦尔斯基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有一个字这个外籍军团人员曾经提起过两次，或者毋宁说是咕哝过两次，当他在回答这八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字就是“秘密”。是个形容词吗？他们在罗马没有什么可称为秘密的；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罗兰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十次，然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人在罗马，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绑架。
罗兰讥讽地微笑着。他比纪博将军知道得更清楚，罗丹是不会出于害怕而躲避开来的。
如此看来他们是知道一项秘密的，是吗？什么秘密？看来事情是出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可是最初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里昂以南20英里的维也纳。现在看来可能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国一个省里的城市。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避难，怕的是在他们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绑架或审讯。这个秘密一定起源于维也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弹壳做的烟灰缸里的香烟头也在增加。当莫尔埃林荫大道东边可怕的工业郊区开始呈现出一条淡灰色的细线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3点钟有电话告诉他科瓦尔斯基不能再回答提问，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远补不上去了吗？也许这些漏掉的字句，夹杂在某些杂乱无章的答话中，因为犯人到了最后阶段，身体已经不能支持，精神已经错乱了。
罗兰用铅笔把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摘抄下来。克莱斯特，有一个人叫克莱斯特。科瓦尔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对这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可是却被法国的抄录员拼写错了。罗兰在战争年月里学会了一点德语，把它改正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名吗？也许是一个地方？他打电话给总机，要他们找出维也纳的电话簿，并从上面找一个名叫克莱斯特的人或地方。过了10分钟，总机那边有了回话来了。在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电话号码，都是私人的。还有两个地方是这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子上学的埃瓦尔德·克莱斯特小学，还有一个是在布鲁克纳大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处地方都记了下来，并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划了线，然后他继续读下去。
有好几处科瓦尔斯基提到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人他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他用法语的“好”来提到这个人；有时他又用“坏人”来称呼他。早晨5点刚过，罗兰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来听它。当他最后把录音机关掉后，他平静地对自己责骂了一阵。他拿起一支铅笔对供词的抄稿作了几处修改。
科瓦尔斯基讲到外国人时说的“好”，并不是“好”，而是“黄”，表示黄头发的意思；而记下来的“坏人”，实际上是“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嘴辱碎裂，无法发出正确的声音。
这项工作从这里开始，再联系到科瓦尔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语句的意义，就容易明白了。本来在出现豺狼（杀人者）这个字的时候，是被罗兰删去的。因为他认为这是科瓦尔斯基对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种侮辱之词，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意义了。这是一个浅黄头发杀人者的绰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三个头头在去罗马严密地保护起来以前，是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公寓曾与这个人会晤过。
现在罗兰搞清楚了为什么前八个星期以来在法国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和珠宝店抢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国。
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
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入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
〖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
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月11日早晨9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第九章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挥通过广场。这位交通警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他们站在8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