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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成千上万辆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被勒令停车检查，并查看证件。在主要马路上，还设置了路障。一些深夜回家的人，步行一二里路，就得受到几次查问。
大概有十万名属于官方的人，从高级侦探一直到宪兵和士兵都动员起来了。有五万名黑社会及其边缘行业的人士，也到街上来了，专门辨认人们的外貌。学生们常去的咖啡店、酒吧间、谈话俱乐部以及其他学生活动场所，都有年纪比较轻的侦探渗透进去；一些专门管理和照顾外国留学生的法国家庭也都给予了严加注意的警告。
科西嘉人也展开了活动。他们静悄悄地去到男妓、女娼、皮条客、扒手、无赖、小偷和骗子手之类出没的场所，警告一切人等凡属知情不报者均将受到公会严惩。
克劳德·勒伯尔在8月24日星期六下午，穿了一件羊毛背心和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消磨了半天，傍晚，从内政部来了电话，要他到部长办公室去。有一辆汽车6点钟的时候来接他。
当他见到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这位掌握着全法国内部安全事务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看上去倦容满面，而且是那么紧张。在48小时内，他好像苍老了不少，眼圈上明显地露出缺乏睡眠的黑晕。他摆手势要勒伯尔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则坐在他常坐的转椅上。平时他喜欢望着窗外的景色，有事时才转过来坐在桌子边；但今天他并不看窗外，而是注视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对勒伯尔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哪儿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对他不太了解。黑社会里的人说既没有听到他，更没有看到他；科西嘉公会的人则认为他根本没有在巴黎。”
部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沉默地望着桌子另一边的侦探；勒伯尔则眨着眼睛，并不开口说话。部长接着说：“我想我们对于你追踪了十几天的这个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丝毫没有把握，你以为怎样？”
勒伯尔说：“他是在巴黎，躲在某个角落。明天你是怎样安排的？”
这位部长看上去很苦恼。
“总统不同意有任何变动，甚至连程序也不让改。今天上午我和他谈了这件事，他很不高兴，因此明天的日程将和已经公布的内容一样。10点钟他将在凯旋门点燃这神圣的火焰；11点钟在圣母院做弥撒；12点半在蒙特瓦勒里昂死难烈士纪念堂进行默祷；然后回爱丽舍宫去午餐并休息。下午只有一项纪念活动，就是把解放勋章授给公认的在抵抗法西斯战争中有功的十名退伍军人。
“这项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钟，地点是蒙帕纳斯车站前的广场上，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这个车站即将改建，如果提前动工的话，这将是我们利用它作为背景的最后一次解放纪念活动。”
勒伯尔问：“打算怎样维持群众秩序？”
“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每个活动进行时，群众应该比往常离得更远些。每个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周围就放上钢制的栏杆，然后把栏杆内的上上下下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阴沟在内。附近的每幢房屋和公寓，都要进行搜查。在每个活动的仪式开始以前以及在仪式的进行之中，附近的屋顶上，都将有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监视着街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任何人不得通过栏杆，除非是有关的官员和与活动仪式有关的人。
“我们还作了更周到的安排，圣母院的屋檐下和里里外外都将布满警察，包括屋顶和尖顶在内。参加弥撒的每个教士和合唱团的歌童，都得经过搜查，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即使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的战士，都得有特别通行证。为了防止豺狼扮成保安人员混进来，通行证要到明天早晨才发。
“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们还把总统坐的汽车换上了防弹玻璃，这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就会火冒三丈的。仍然由马鲁驾驶这辆汽车，我们要他把车开得快些，万一有人开枪也可以避得开。杜克勒还打算在总统身边安排不少身材高大的官员和军官们，但并不让总统知道。
“除此之外，任何人要进入离总统200米范围内，都必须受到毫无例外的搜查。这必然引起外交界的反对，而报界也会造反的。为此，所有报界和外交界的通行证，都将在明天早晨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冒充他们混进来。至于任何人如果携带包裹或长形的物件的东西，一看见就把他赶走。你看怎么样？”
勒伯尔想了一会儿，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回答问题似的，双手在膝盖上揉弄着。说实在的，他现在感觉到在第五共和国内，警察的权也实在太大了，而他毕生在执行搜捕罪犯的工作时，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比别人睁得更大些而已。
最后勒伯尔说：“我想他不至于再来自投罗网了。他是个贪财之徒，他是为了钱才来干的，因此他干完后一定要逃出去，才能活着去花那笔钱。他在7月间到巴黎来探路时，一定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一度的解放纪念日这一天，会不顾任何危险出来而不愿待在家里的。他可能考虑到当局会采取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之后，当局更会加强保卫，但他还是不肯回头的。”
勒伯尔站起身来，不顾部长办公室里的规矩，来回地踱起步来。
“他还是不肯回头，他也不想回头。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得逞，而且能够逃走。为此，他一定有一个想法，这是别人所想不到的，这可能是远距离控制的炸弹，或者一支步枪。但是一个炸弹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它的破坏性太大。因此，他一定是用一支枪，这也是他乘汽车进入法国的原因，他的枪就在他的汽车里，可能焊在车架上或其他地方。”
“但他无法带着枪接近戴高乐。”内政部长大声说，“那一天除少数几个经过检查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接近总统。豺狼怎么能带着枪进入钢制栏杆的范围里面来呢？”
勒伯尔停步望着部长，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但他认为他能进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并且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力量的追踪下，他还是到达了巴黎，而且还暗藏着枪支；也许又改扮成另外一个，弄到了另一份假证件。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论他目前在哪里，他明天一定会出来的。等到他出来时，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他。这就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侦探的一句老格言：把眼睛睁大。
“对于安全措施的安排，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这些安排都很周到，并且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了。因此我想在明天的各项活动中，我都要在场，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行吗？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这样。”
内政部长有点失望。十几天前布维埃推荐他的时候，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侦探。部长原本希望他能再提出些好主意，而现在他却说只能睁大眼睛。
部长只得站起来说：“当然，警长，就这样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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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深夜，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放在床上的是一双旧的黑皮鞋，灰色毛袜，旧裤子和敞领衬衫，还有一件长军大衣，上面装饰着一排参加各种战役的绶带勋章和一顶黑色的军便帽。这些都是为了假扮成法国退伍军人安德烈·马丁用的。口袋里面还有他在布鲁塞尔找人伪造的证件，这样，假扮退伍军人的准备工作就都齐全了。
衣物旁边还有他在伦敦准备好的绳索，以及装有枪托、弹膛、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的五根表面像铝质的钢管，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块，里面有五粒爆炸性的子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的钳子，把子弹头去掉，再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他把火药留着，然后把空子弹扔在垃圾箱里。还留下三粒子弹，他认为已经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刮胡子了。脸颊上留着浅金黄色的短茬。他准备明天用一把不很锋利的刀刮掉，再故意留下些胡子茬。在浴室里还有一个香水瓶里面装着原来改扮詹森牧师时用的灰色染发药水和洗涤剂，他洗净了扮舒尔勃格时染成的栗褐色头发，正坐在镜子面前把他的浅黄色头发剪得短了又短，直到头发都能像刷子毛似地矗立起来为止。
最后他又作了一次检查，看明天早晨需用的东西是否都已齐备，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蛋包菜作为晚餐，坐在电视机前看文艺节目，直到想睡的时候才去睡觉。
※※※
1963年8月25日，星期日，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可以说是夏季热浪的高潮。在一年零三天以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在小克拉玛附近谋刺总统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样，但实际上，在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次了。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75000人穿着蓝色斜纹哗叽制服，满头大汗地在维持秩序。由于报刊上热情的宣扬，这天的解放日庆祝活动，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总统的，因为总统的周围总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围着。
那些文武官员们这天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并为能站在总统的周围感到荣幸；但他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怎么他们都是些高个儿呢？他们和警察们始终站在总统身边，像是一道人墙，除此而外，还有总统的四名保卫人员，形影不离。
总统是近视眼，而他在公开露面时，又不肯戴眼镜，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个大个儿，他们是罗杰·德西埃，保罗·考米迪，雷蒙·沙西亚和昂里·德儒戴。
这四个人，新闻界给他们的绰号叫“猩猩”。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看上去确实像猩猩。实际上，不如说他们走路的模样更像。他们都是精通各种打斗形式的能手，每个人的胸部和两肩的肌肉都十分发达，他们的两臂不能紧靠身体，而只能往外张开。加上他们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们更像猩猩了。他们走路时，手掌都是张开的，这是因为便于在紧急时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战斗。
这天上午，在凯旋门的仪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广场周围的大厦屋顶上，有数百人拿着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偷偷地躲在烟囱后面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离开广场，进入香檄丽舍林荫大道，驶往圣母院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爬了下来。
教堂里一切如常。巴黎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士们的伴随下，主持了仪式。在他们穿上法衣的时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在教堂奏风琴的楼厢里，也埋伏了两名带枪的警察，监视着楼下的群众，这事连大主教也不知道。至于教堂里一起参加祈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里面。他们并不下跪，也不闭眼睛，但他们也诚挚地进行祈祷，这是警察们传统的祷词：“上帝啊，请不要在我值班时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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