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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走进左边的一扇门，打开大起居室的灯，德拉·斯特里特一路跟着他在房子里穿行，每走进一个房间就打开那里的灯，直到整座住宅都灯火通明。
“现在该做什么了？”
“表面上，”梅森说，“我们只是在代表代文浦夫人处理事务，实际上我们是要找到一封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的信。问题是究竟藏在哪儿了呢？”
“这事儿看上去可真蠢，”德拉说道。
“什么事儿？”
“写一封如果他死亡就呈交给当局的信，却把那封信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而不寄出去。”
梅森点点头。
德拉·斯特里特接着说：“他一定对那封信的交寄做过某些安排。”
“没错儿，”梅森对德拉说，“这就是我们要从办公桌开始搜查的原因。”
“我还是不大明白。”
“我们是在执行我们当事人的愿望，实际上，是我们当事人的指令；至少我们得搞清楚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森拉开秘书桌的抽屉，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具，在桌子底层的一个抽屉里有整整一厚摞信件装在夹子里，上面写着：“归档”。
梅森扫了一眼信的日期，说：“爱德·代文浦的秘书似乎并不急着把这些信件归档。”
“可能她是想等到有足够的信件才去存档吧。”
梅森试着拉开右手的抽屉，发现所有的抽屉都上锁了。
“有锉刀吗，德拉？”
“你是想撬锁吧？”
梅森点点头。
“头儿，我们有权利搜查吗？”
“为什么没有？”梅森反问道，“我们是在为那位寡妇查找文件。”
“这好像属于……嗯，好像我们在侵犯别人的隐私。”
梅森接过德拉·斯特里特递给他的锉刀，开始撬锁。几分钟之后弹簧“喀拉”一声弹开了，右手的抽屉全部打开了。
“那些属于个人物品。”德拉·斯特里特尖锐地说。
“我知道，”梅森说，“但是我们只是专门在找……这是什么？”
“当然是个保险匣。”德拉说。
梅森晃动着保险匣，“好像里面只有一份文件，”他说，“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德拉，不管你怎么想，我的好奇心已经远远战胜了我的顾虑。我想你身上没有像发卡那样的东西吧。”
德拉摇摇头。
梅森试着把锉刀的尖部捅迸锁孔。“我需要一个比这锉刀还小的工具，一小段硬铁丝就行。”
“你从哪儿学到的这门技术？”德拉问。
梅森咧嘴笑了，“有个当事人教给我的，这是我为他辩护一起盗窃案得到的惟一报酬。”
“你一定使他无罪开释了吧？”
“他的确是无罪的。”
“是呀，我想也是，”德拉说，“他一定是在函授学校学到的溜门撬锁的技术。”
“事情就是很奇怪，”梅森说，“他的的确确是无罪的。撬锁是他过去的不光彩记录。噢，这有个曲别针，硬度够了，现在只需要把它掰直，好……从后面插进去，轻轻旋转……嗯，好了，德拉。”
梅森打开保险匣的盖子，拿出一个厚厚的马尼拉信封。在信封背面，潦草却字迹坚定地写着：“在我死亡的时候打开，信的内容呈交警察局”。下面是落款“爱德·代文浦”。
“现在，律师先生，”德拉说，“也许您可以给我讲讲法律条文吧？这封信是寡妇的财产吗？它属于警察局还是属于它所在的桌子的使用者——秘书？”
“我们要看一下内容是什么，”梅森说，“然后我就能回答你提的问题了。”
“也许先回答问题会更好一些。”
梅森微笑着摇摇头，“在确定我们的责任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德拉。”
梅森走到厨房里，给茶壶装满水，打开炉子上的电打火。
“您简直是宾至如归呀。”德拉说。
梅森笑了，说：“常言道，盯着的锅永远都烧不开，咱们最好到办公室里多转转。”
梅森又返回到办公室，仔细地搜查爱德·代文浦的办公桌，翻阅文件，读信，拉开抽屉。
“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吧？”德拉问。
“我想让这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定定格。迹象表明代文浦十分信任他的秘书，很明显她能开出支票并且签字。在天堂的银行里有一笔1291美元的余额。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某些信是写明给爱德·代文浦夫人的，而实际上却是爱德·代文浦先生做出答复，声明他妻子做什么，不做什么。”
“那么……”
“很明显他并没有跟他妻子商量，”梅森接着说，“复写纸上的回信表明，有几次信在收到的当天就回信了。”
“也许他用长途电话跟他妻子联系？”
“上个月所有的电话费只有23美元95美分，”梅森说，“还包括联邦税收。”
德拉·斯特里特说：“他担心他妻子可能会谋杀他，所以他就不得不离开，以使自己不至被杀死。”
梅森扬了扬眉毛。
“为什么做这种表情？”德拉问，“你是不是怀疑那不是自然死亡？”
“为什么不怀疑？”梅森反问道。
“可是，天哪，那么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保护代文浦夫人最大的利益，”梅森说，“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隐瞒或篡改证据，但我们在没有看到证据之前就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证据，对吧，德拉？快点儿，水可能开了。”
梅森又回到厨房。他小心翼翼地把粘好的信纣口用水蒸汽薰开，把手探进去，取出信纸，打开。
德拉·斯特里特尖利地倒吸了一口气，伴随着茶壶持续的蜂鸣声。
“哈，找到了，”梅森欢快地说，“6张完完全全的白纸。”
德拉·斯特里特随手关掉了茶炉，眼睛还盯在白纸上。
“这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德拉问道，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认为会有什么秘密的书写方法吗？”
梅森挪开茶壶，把其中的一页白纸放在仍旧微红着的茶炉上方，仔细地烘烤加热，然后举着这页纸，不断变换着方向好让灯光从各个角度都能照到纸上。
“当然了，”梅森说，“可能有一种只有碘汽才能显示出来的秘密写法，但是我们不敢那样假设。”
“为什么一个人愿意给自己制造这么大的麻烦，留下一个信封，指明要在他死时打开，可里面除了白纸之外什么都没有呢？”
“那，”梅森干巴巴地说，“咱们必须得找个答案了。”
“怎么找呢？”
“办公室里有胶水吧，德拉？”
德拉点点头。
梅森说，“好吧，我们把这封信封起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还是别留下指纹。”
梅森把信封盖儿在温热的茶炉上烘干，回到办公室，小心地封好，放回保险匣内，把保险匣重新放回抽屉，然后又用德拉的锉刀锁上了右手的抽屉。
“头儿，你是否以为……”德拉说，她有些犹豫。
“以为事情有点太凑巧了吧？”梅森问。
“对，有点儿。”
“是太凑巧了，”梅森说，“爱德·代文浦死了，然后……”
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叫起来：“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是谁？”
梅森转过身。
一个身材高挑、相当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突然一转身又跑出去，根本没有等他们回答。梅森听见她跑走的脚步声，然后是起居室里拨电话的声音。
梅森对德拉咧嘴一笑，起身走到桌子前，从电话上拎起听筒。
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分机上说：“接线员，给我马上接警察，情况紧急，我是美宝·诺格，现在在科莱斯弗车路代文浦住宅，有人在这儿抢劫，马上叫警察来。”
梅森放下听筒，他听见前门“咣当”一声响。
德拉·斯特里特扬起眉毛说：“警察？”
梅森点点头。
“他们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很难说，大概不会太久。”
“我们逃走吗？”
“当然不。我们留在这儿和他们谈谈。”
梅森舒舒服服地坐在爱德·代文浦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点燃了一支香烟。
“头儿，”德拉·斯特里特紧张地说，“咱们为什么不从后门逃出去？”
“我们租的车子停在前门，”梅森说，“那个年轻女人肯定已经把车牌号记下来了。正是由于刚才车子停在那儿，车灯开着，她才这么静悄悄地进来。她肯定是踮着脚尖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的。刚好我在分机上听见她报了自己的姓名，她叫美宝·诺格，是代文浦的秘书。德拉，我们一定得留下来，而且要镇定自若地留下来。我们别无选择，想想看吧，我们在这儿可留下了不少把柄呢。逃跑就百分之百意味着我们是畏罪潜逃。”
“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里总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德拉说。
“到目前为止，”梅森说，“我们应该做的事都做了，现在试着放松些吧。”
“什么意思？你……”
正在这时，他们听见警笛声由远及近。
梅森说：“肯定是警察来了，服务可真不赖呀。保持安静，德拉，他们可能有点紧张，没准儿很容易就扣动扳机。”
他们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说话声，重重的脚步声。一个上衣口袋里插着枪套的男人谨慎地把头探进房间里，喊道：“把他们抓起来！”
梅森在转椅上稍稍向后靠了靠，拿掉嘴里的香烟，向空中轻轻吹了一口烟雾，说：“您好，警官先生，请进来坐吧。”
那个警察仍旧站在门厅里，手持着枪问道：“你们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梅森回答说：“我是佩里·梅森，律师。这位是我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我来这里代表爱德·代文浦先生的遗孀处理事务。”
“他死了？他死了？”那个女孩尖叫道。
梅森点点头。
“那他一定是被谋杀的！”
“嘘……”梅森警告说，“你肯定是受了刺激，但是你不能这样妄下断语。”
“你是代表代文浦夫人吗？”警察问。
“是的。”
“有授权证明吗？”
“她把这里的钥匙给我了，”梅森说，“还有一封委托书。”
梅森随意地拿出委托信，递给警官。
那位警官看着美宝·诺格，说：“你认识他们吗，诺格小姐？”
她摇摇头。
梅森说：“我想您是爱德·代文浦先生的秘书吧？您名字的首字母应该是M。N。”
“我是美宝·诺格，代文浦先生的秘书，如果他死亡的话，我……我有东西要呈交给警官。”
“是吗？”梅森说。
“代文浦先生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形了。”她说。
“什么情形？”
“对他的谋杀。”
“谋杀！”梅森叫道。
“千真万确，”美宝尖声说，“我有东西要交给警官，能证明这一点。”
“那就交出来吧。”梅森说。
美宝走到她的办公桌前。
“噢，等等，”梅森干涉道，“你要干什么？”
“拿我要交给警官的东西。”
梅森微笑着摇摇头，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不行，不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能碰属于遗产的任何东西。”
“你不是一直在碰吗？！”
“我为什么不能碰呢？”梅森说，“我代表爱德·代文浦的妻子。她绝对是一半财产的所有人，另外一半会通过继承自然转到她名下。”
“你……你……”
“别紧张。”梅森说。
警官把枪收进枪套说：“咱们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宝·诺格说：“代文浦夫人杀死了丈夫。他知道她想要谋杀他，所以留下了一封信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