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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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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诹钊嗽谘值钫殴伊秸沙さ幕睿谏霞涔蟮谋恃饽蛑降龋倜总佬醋帧C总郎洗谙绿⒈首吡撸⒋蠛簦骸捌婢菹拢 被实垡桓咝耍阉醒矍氨ξ锶可痛透嗣总溃5)。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6)。”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7)。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8)。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9)。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10)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11)。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象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12)。”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13)。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14)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15)。”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16)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17)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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