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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2节 问题的缘起（2）（图）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学问渊博，造谐极高，处理学术问题态度极为严肃。他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极端关注，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为中心，收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报刊上大量有关的报道文件、档案、书籍、回忆录及散落在民间当事人的日记，把它们分类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认真地进行对比，鉴别，批判和筛选，去伪存真，于1967年写成《近代战争之谜》一书。后半部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的机会纂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洞富雄出于对日本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逆流而进，又于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定本（1982年日本现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毛良鸿，朱阿根译。以下简称《大屠杀》），侧重批判铃木明和山本的错误谬论，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而言，该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深入研究，从中定会受益匪浅。
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田中的《虚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会基础，迎合了长期存在的侵略史观和旧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所散布的谬论纂改历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势力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恶毒，他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嫁祸于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强加在被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头上，干涉我国内政，用军国主义口气剥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妄想从根本上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依仗强大的财力，已暗中出动相当数量的人员，四出搜集对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时机，一举推翻历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国报刊杂志揭发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惊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慨，必有文章回击。或逢周年祭日，亦发表相应的文章，或怀念，或谴责，难忘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新仇旧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个人署名发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当的数量。它们涓聚成行，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众多的文章都较为短小，或属片段，或只是一个横切，或是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论证，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资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撰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共八章，前后有导言和结论，并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经修改将该书稿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并打出清样，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人们用它向国内学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绍，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该书限制铅印2000册，未能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参考。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欠缺考虑，成绩甚微，难以令人满意。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