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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负责收容难民和救济工作。该委员会自动划定难民区的界线为：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3。86平方公里，分设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25个收容所，估计可容纳25万多难民。该委员会在日军侵占南京后，当即向重返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呈文，要求对难民区进行保护。但华中方面军渺视国际法，未予以承认，并派武装进入难民区抓人、强奸、抢掠，无所不为，使得安全区反而成为日军搜杀俘虏和市民的重点攻击区。
留在南京的外侨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尊重他人的人格，厌恶战争，主张人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说他们持有反战思想而无反日情绪比较恰当。看到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他们曾出面为保护难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主张公道的愿望一次次被日军否定后，他们对日本军不满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不过，直到此时他们也未见得反日。但可肯定，他们对日军暴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金陵大学贝茨（亦译贝德士）博士曾就南京城内大屠杀的情况，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有一段证词说：
日本军入城后，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者的数字。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辩证一二三四。《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以下简称《记录》第三十六号＇）
贝茨和斯迈思只能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如实地向法庭作证，当然不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全部评估。洞富雄先生说：“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12，000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集体杀害，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12，000个这个小数目。（《大屠杀》第33页）
洞先生分析的很中肯，其原因他们受到日军恐怖威胁，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能就其所知在法庭上作证。同时，就日本军野蛮行动人们也会想象得出更大的屠杀可能在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的视线之外发生。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鉴于南京告急，听说向南京扑来的日本军沿途烧杀、奸淫和抢掠，便留在南京想亲眼看看真假，一直坚持到15日才离开南京。他就亲眼所见到的惨状这样写道：
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遭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遍市民的尸体（《大屠杀》第293页）
12月13日，日本军一侵入南京城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人。对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作了证实。他与作家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载《潮》1972年12月号）中说，日高信六郎谈话时说：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马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鉴于13日如此严重的恐怖情况，许多人都不敢出门。当然德丁记者也会担心在未被日本军辩明他的身份前便有可能死在日本军的“砰砰”枪声中，因而未必敢于冒生命危险去碰运气。这样他的采访应在14日或15日上午。如此仓促的采访从中推测出市区南部和西南部被杀害的市民“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大致相同”不够准确。其原因是12月15日之前该记者不可能知道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到底死亡多少。但德丁的报道证实了第18师团第23联队在南京城内南部和西南部杀害了数目惊人的普遍市民。由于该联队残忍成性，屠杀了大量市民，而水西门内外属于23联队“扫荡”区域内，城墙两侧屠杀俘虏和市民也该是23联队所为。这样，1984年8月4日，《朝中新闻》报道的第23联队那个上等兵日记的内容与此相吻合。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在日军屠杀南京中国军民时，他一度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景，其证词如下：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马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害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直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了，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第35号，第25页）
12月14日晚上，在中央路上作者借助微弱的月光和下关方向的火光也曾看到同样的惨景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不敢移动脚步。
许传音的证词证实了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制造“两条血路”的暴行，该证词与佐佐木元胜在中山北路所看到的惨景和《访问中华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中提到的“两条血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证实日本军的暴行确实罄竹难书。
以上均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部分情景，但由此足以看到南京城里城外大屠杀的轮廓。
1注：当时中文翻译“雷伯”，后同。作者注。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0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1）（图）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铁案由6个方面的证据所铸成。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
谈到见证人，其次应该是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他们主张人道主义，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立场坚定，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以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向全世界做了报道，受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杀案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是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了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出现，应该把它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崩溃。这些文字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认者”的同时，给了他们一记又一记的响亮耳光。
外国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时，大约有40名左右的外侨，不顾本国外交代表的劝告，留在南京。他们中15人组织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中德国人3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丹麦人1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则由15名外侨和2名中国人组成。后一个组织中的15名外侨委员，有7名与前一个组织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在2个委员会外侨之外，尚有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5名宣传报道人员。两个委员会的名单如下：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姓 名国 籍服务机关
主席雷伯德 西门子洋行
秘书史密斯博士 美 金陵大学
福 娄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牧师梅奇美 美国圣公会
希尔滋 英 和记洋行
汉森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
潘亭德 兴明贸易公司
麦寇英 太古公司
毕戈林 美 美孚煤油公司
史波林 德 上海保险公司
悲志博士美 金陵大学
密尔士博士 美 长老会
里恩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德利漠 美 鼓楼医院
李格斯 美 金陵大学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主席梅奇，副主席李健南、罗威，委员福斯多牧师、克鲁治、德威南夫人、魏特琳女士、威尔逊、福娄、德利漠、麦加伦牧师、悲志博士、雷伯、史密斯博士、密尔士牧师，普牧希洛夫和沈玉书牧师。该组织下设有南京分会。
难民区的划定界限是：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中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处设置的25个收容所，可收容25万难民。但日军拒绝承认这个人道主义的机构，以致使得这个机构丧失了保护难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可能性。
且看外侨目睹日军屠杀的暴行。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发生的惨状作了“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过”和“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的报道。
我们一定还记得，小长生在长乐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李老头带领小长生跨过一具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狼狈逃命的情景。长乐路在中华门里。德丁这篇报道：“到处横着中国市民的尸体”与他们所见完全一致。可以肯定，这是由中华门侵入市内的日军第6师团和第11旅团把市民当作战斗对象加以攻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报道与《铁证如山》中的“例证之18”——施惠云在门东、门西埋尸的情况也相一致。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国人，与世界红十字会多有联系，曾出席远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