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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赖了之。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遗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想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企图以外贸为杠杆，用经援向中国施加压力，妄想我“让步”屈从，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为“解放”中国而来，一笔勾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有暴行罪恶。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图就是如此。必须明确，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岂能屈耻让步？
作为一名南京大奢杀的幸存者，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在这场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来的。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3节 虎口余生记（1）（图）
日机轰炸后南京繁华街区一片废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