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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阁中，一股竹木的气息就扑鼻而来。
一排排、一列列堆满简牍的书架向阁中深处延伸，一眼望不到头。从开国丞相萧何自秦国宫廷收集来的图籍文书，到此后历年积存的文档秘录，无不汇聚在此。自建成至今，这间巨大的藏书阁还未发生过一起偷盗或火灾。看来当初萧丞相把石渠阁定址在此确有远见——还有比托庇于帝王的起居之所更安全的所在吗？
苏武站在一排排书架之间，前后左右，触目所见，都是铺天盖地的简牍。对这些东西，他有些敬畏。他虽然识字，但和周围许多将门出身的郎官一样，很少接触这个文人儒生的圣地。
那些厚重的史料，晦涩的古文，对他都是只能敬而远之的东西。
也许只有大名鼎鼎的太史令能读得完那些东西吧。他是当朝最善于与文牍古籍打交道的人。听说他的父亲——前任太史令司马谈，在他十岁前就开始教授他先秦诸子之说。十岁后，又先后师从董仲舒、孔安国研读《春秋》、《尚书》等古籍。所以，二人虽因曾同为宫中郎官、又都是京兆人而交好，但在这位家学渊源、学识广博的同僚面前，苏武总有些自惭形秽。
“没想到，陛下居然选择了你。”太史令捧着一卷丝帛，从两列书架深处走出来，道，“子卿，我真羡慕你。”
“羡慕？”苏武苦笑一下，道，“子长，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太史令道：“知道，而且我曾主动向陛下请命前往，可惜陛下不准。”
苏武吃惊地道：“知道你还想去？”
太史令点头道：“出使匈奴，人皆视为畏途，可在我，是求之不得的美差——我鉴定那石镜上的铭文时就对那镜子产生了极大兴趣，那可真是一件罕见的古物。”说着将手中那幅帛书在几案上铺展开来，坐下道，“子卿，你看，这就是那石镜上的铭文。当年我将之拓印下来，现在石镜失踪，这成了唯一的凭据。”
真有这么件东西？
苏武惊讶地走过去细看，一看之下，却是一头雾水。
那方锦帛中，印着一圈铭文，个个形状诡异，似字非字，似画非画，一眼看去，竟没有一个是认识的。数一数，这“字”共有八个。
苏武道：“这、这是什么文字？先秦的吗？”
“我也说不清。”太史令道，“这石镜极其朴素，没有任何可借以识别的款式纹饰，只有镜背后刻了这一圈镜铭，但字形奇古，似字非字，似画非画，没有一个是在古器上常见的。当年陛下命我识读这些文字，我自负博学，八体精通，可一见这镜铭，还是愣住了。这镜铭文字和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古文（作者注：汉朝“古文”是指先秦的古文字，而非文言文）都不同，只能勉强看出它有个别结构接近史籀大篆，但远比它们简易淳朴，又有一丝虫书的古老谲美。我只能肯定，那必是一种比我们现今所知道的古文古老得多的文字，或许就是传说中上古的‘蝌蚪书’吧。我费尽心力琢磨了一个多月，才识读出这些字来。”
“你读出来了？”苏武惊奇地道，“写的是什么？”
“说起来，这文字内容倒平淡无奇，”太史令叹了口气，转身迅速从身旁的书架上抽出一册简牍，打开来道，“居然就出自这普天下儒生都读过的《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篇的第一句。唉，说穿了一钱不值。”
“《诗经》？玄鸟？”苏武好奇地接过简牍，看着上面那密密的文字，皱起眉道，“子长，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么好的学问吗？《五经》我是一看就头痛。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哦，是我想当然了。”太史令搔了搔头，在几案前坐下，道，“不过这首诗还算平直，说的是商朝始祖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娀氏有个女子叫简狄，为帝喾次妃。一天简狄和两名女伴沐浴于玄丘水，天上飞来一只燕子，产下一枚鸟蛋，简狄拾起那鸟蛋吃了，就怀孕生下了商朝的始祖契。燕子是黑色的，所以古称‘玄鸟’。”
吃鸟蛋生子？苏武觉得有些好笑，道：“子长，你不会就为了这想要去匈奴吧？”
太史令摇摇头道：“不是为了这个。唔……那个人，卫律……他……有些与众不同。”
苏武道：“怎么？你认识他？”
太史令点头道：“很久以前，就在这里，他曾经问过我一些奇怪的问题，令我至今无法忘怀。那时他来这石渠阁借阅一些典籍——你知道，这种藏书阁向来冷清。宫中诸郎，极少会来这里，而卫律是来这石渠阁次数最多的人。他要的书很杂，内容又大多冷僻，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他似乎在找与商朝有关的典籍。商朝史料不多，除《诗》、《书》外，大多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我因为家传的缘故，对先秦诸子素有研习。有时见他为了查个资料的出处，要翻阅数百石简牍，便忍不住帮他一把。我本跟他不熟，他是个话不多的人，这样一来二去，才有了些交流。在交谈中，我发现他骨子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邪异之气。后来出了叛逃的事，我联想到他说过的那些话，感到他偷走这面石镜，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苏武好奇地道：“他跟你说过些什么？”
太史令看着前方，像是陷入了沉思。隔了很久，才缓缓地道：“他问我，为什么商朝的史料这么少？他说，这石渠阁简牍万千……”
◇◇◇◇
“这石渠阁简牍万千，”卫律道，“上至尧舜，下迄周秦，皆有史料留存，唯独商朝这一段，不但正史匮乏，就连野史逸闻也寥寥可数，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点点头。
我知道，他不是在炫耀自己对商史的熟识，而是实实在在很困惑。
因为这困惑我也曾经有过。
你知道，我这些年在编撰《史记》，而商朝是让我感到最头疼的朝代。
商朝统治六百多年，历经三十余位帝王，除了开国的商汤、亡国的商纣，几乎全是面目模糊、毫无特征。我写史喜欢刻画人物，商朝却时常使我觉得无从下手。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个干巴巴的以天干命名的符号：外丙、小甲、中丁、外壬……我知道他们的世系更迭，却不知道他们的形貌、性情、喜恶、功过。
只是若非以治史为业，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卫律是来这石渠阁的人中，唯一一个提出这疑问的。我不由得暗赞他眼光敏锐，问道：“足下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卫律翻着几案上刚看完的那几册简牍，道：“没什么，就是疑惑。我记得商的先祖契任职司徒，掌管教化百姓；《书》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其文教之昌盛。这样一个朝代，历史却几近空白，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点头沉吟道：“不错，商史匮乏，我也感觉到了，我修史之时，也曾为此烦恼过。也许是时日太久，导致史料遗失的缘故吧。”
卫律不置可否地笑笑，道：“还有，商朝文字，最可信的，当是见诸《尚书》的那几篇吧。而就这《尚书》中流传下来的那仅有的几篇商朝文诰，语言都艰涩难明，什么‘卜稽曰其如台’，什么‘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几乎无一字能以今义解读。这又是何故？”
我又是一怔。《尚书》文字晦涩，世人皆知，尤其涉及先商的篇章，多少饱学之士穷一生精力钻研此书，也未必能读得懂，却从没人想过问一句：它为什么这么难懂？
我沉思了一会儿，道：“‘尚’者，上也。想来既是上古之书，年深日久，自然晦涩难懂。”
卫律摇头道：“语言文字，总是一脉相承的。商人遣词造句，为什么会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相差那么大？太史大人，你不觉得，那些文字的怪异艰涩，已经超出了时间久远可能造成的语言的变异？”
我被他说得也有些疑惑起来，道：“你是说……”
“我想，”卫律若有所思地道，“有没有可能，这是周武王故意造成的结果？”
“周武王？”我大感意外，道，“这跟周武王有什么关系？”
卫律道：“武王灭商后，曾借着大封宗亲功臣，将周语作为雅言雅音，在各诸侯国推广。也许，周朝正是要借着这种手段，使得殷商的语言文字逐渐变成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从而断绝殷商文史典籍的传承！”
我心中一惊，隐隐感到此人话里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道：“你、你怎么会这样想？周朝为什么要这么做？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无道，何至于对前朝戒惧至此？”
“不错，”卫律耐人寻味地道，“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说是民心所向，前徒倒戈，兵不血刃就入了朝歌；另一方面，却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前朝如此戒备防范，连语言文字都要禁绝。恐怕商周鼎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知道的那么简单！”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殷商无道，周武王吊民伐罪，世人皆知……”
“世人皆知，世人都看见了吗？不说别的，此书就与这世传的正史多有矛盾。”说着，卫律拿起几案上一册简牍，道，“根据此书的记录，从文王到武王，对到底要不要伐纣这件事，其实一直带有很深的疑虑。文王托言吉梦，宣称‘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如果真是天下苦商久矣，何必挖空心思造这样的舆论？岂有宣告自己继承一个臭名昭著的王权统绪以争取民心的？武王出征之前，做了一个噩梦，便惊恐地对周公说：‘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不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吗？怎么听起来好像见不得光的密室阴谋？武王几次与周公交谈，都提到‘天命’一词，言语中既敬又畏，并且是畏的成分居多，以致需要周公多次开导解释，才能把那种深切的恐惧压下去。我很好奇，他到底在恐惧什么？他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情况下，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测的力量可能使父子两代的努力毁于一旦？”
我看了看那册简牍，松了一口气，道：“你怕是言过了。这部《周书》我看过，用语虽古，但所记之事耸人听闻，和传世的《尚书·周书》出入太大，不太可信，十有八九是后世伪托。”
“伪托？”卫律笑了笑，用一根手指轻叩着几案，悠悠地道，“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你是史官，应该比我更清楚，所谓的‘史实’是怎样打造出来的。拿着史笔的，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商周之交的那段历史，是谁记录的？还不是西周的史官！文王武王，是自古以来被奉为楷模的明君圣主，几乎有如完人。这形象从何而来？食君之禄，自然忠君之事，根据需要取舍材料，抑扬涂饰，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我猛地站起来，忿声道：“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像你以为的那样！”
卫律看了我一眼，笑道：“好吧，是在下失言。不过，抛开那些真假难辨的定论，只以一个正常人的常识来判断：赤雀丹书、飞熊入梦、白鱼入舟、火流王屋……这吉兆也太多了吧？到底是天降祥瑞，还是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以至必须百般捏造、托言神迹，才能打破民众根深蒂固的恐惧，鼓动起事？武王牧野誓师，列举商纣王三大罪状：听信妇人谗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宗；不任用自家兄弟。多么奇怪，讨伐一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理由竟是对方亏待自己人！设身处地地想想，周武王到底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异常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