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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冯友兰因视力不好，成了一个准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学问来是十分执著的。
冯友兰在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介绍，冯友兰认识了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姑娘任载坤，任芝铭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任女士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比冯友兰年长一岁，够得上当时“新知识，旧道德”的标准。很快冯友兰便和任载坤订了婚。两人订婚时，有约定，等任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两人各居最高学府，恰好两人都是1918年毕业。这样的结合，在全国也可以说独此一对佳偶绝配。
1918年夏，冯友兰与任载坤在开封结婚。冯友兰与任载坤婚后育有四子，长女冯钟琏，次女冯钟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说《野葫芦引》等），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多学有专成，显然是受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子女的出生，任载坤即主司家务。回首家庭生活往事，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杨长春的《一代宗师存风范——亲友漫忆冯友兰》文章中写到，冯友兰在家里是一个“甩手掌柜”，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以著述，这得利于夫人任载坤的倾力支持。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也不尽然，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于是，教授夫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赚点零花钱，维持生活。任载坤为了让冯友兰安心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设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卖“定胜糕”，寄予着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欢迎。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据冯友兰的回忆，教授们大都把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了几个星期。
“文革”期间，冯友兰蹲牛棚，夫人任载坤天天站在远处眺望，盼他回来，那个地方被冯友兰命名为“望夫石”。任载坤还定期到黑帮大院给丈夫理发。夫妻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冯友兰作挽联送别妻子：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期颐”，称百岁之人。“齐眉”，比喻夫妻相敬相爱终生。“碧落”，谓天空。上联写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宾，至老不渝，令人敬羡。下联写作者老来失伴而不灰心，却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联语言流畅、自然，可谓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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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刚劲的成分”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以你这样的才华，你研究什么就会有什么成就。”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是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这是一些愤青们最不愿意听的。）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少、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刻在自制烟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铭文，其实正是他本人最恰当的写照：“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
关于教育，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由，学习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这个头衔的。
还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