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
“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TXT小说下载：。。〗
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看来，身为民国文人的黄侃，还真有些如今大力宣传的“维权意识”呢！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于是教务处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还有一则趣闻颇能体现黄侃不拘小节的秉性。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戴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
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
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
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感觉此人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著名辞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
第二天酒醒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除去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书。》牢狱之《。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